沂蒙煎饼简单实惠。不像曲阜的菜煎饼、泰安的酸煎饼那样讲究，也没有现在城市街头的卷煎饼那样复杂。所有五谷杂粮，甚至蔬菜瓜果都可以烙煎饼。依稀记得困难时期娘曾用榆树皮掺在高粱里推煎饼糊，解决吃纯高粱结干问题。过去沂蒙人出门做事，一包煎饼是必备的，个把月不会霉烂。1975年，我被推荐上高中住校，每周回家背一包煎饼、一瓶咸菜，那是一星期全部的饭菜。《平凡的世界》里写1975年黄土高原上的学生，住校吃菜分甲、乙、丙三种，馒头分白、黄、黑。孙少平因家穷吃五分钱的丙菜、黑馒头。而我们那时候一个班能买起5分钱大锅菜的也就三五个人，绝大部分人煎饼卷咸菜。看来那时候黄土高原比我们沂蒙山富多了。

　　沂蒙煎饼用新鲜的粮食，经磨、烙两道简单工序，保留了全粮丰富的营养和膳食纤维。为了存放时间长，一般煎饼水分很小。因为干咬一口需要咀嚼20多次才能咽下。正符合养生专家每口饭咀嚼20次的要求。而且，把咸菜往煎饼里一卷，一手握着吃，不耽误干活。

　　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时，举国上下一片饥馁之声。那时刚四五岁的我，多少事情早已忘怀。只有一件小事，总也忘不掉。那是冰天雪地的冬天，连着十几天吃不到煎饼，顿顿地瓜面窝头、地瓜干稀饭，实在难以下咽。爸爸一狠心，硬把铺在床上的麦秸撤下来，让娘烙了十几张煎饼。我高兴地嚼得满齿生香。可睡觉却硌得难受。

　　我至今想不明白，同样是地瓜干，磨成煎饼就好吃，做成窝头就倒胃口。可能有人会问，那为什么不都做成煎饼呢？情况是那时不但粮食奇缺，烧饭用的柴草也缺。蒸窝头、煮瓜干用大锅风箱，草根鲜槐树枝引火能烧。而烙煎饼用鏊子，只能烧干树叶、柴草等软和烟少的柴禾。小时候，经常看见娘在烙煎饼时因柴禾不良被烟熏得流泪、咳嗽。

　　煎饼好吃，推磨却是一件苦差事。那份苦，没经历过的人是万万体会不到的。早上5点左右，天上的星星眨着眼睛，村子里黑漆漆的。娘早起来把粮食淘洗干净，刷好石磨，支下鏊子。一切停当，娘直起腰，看看天际的月亮或星星的位置，就大约知道什么时辰。“起床推磨喽”，第一遍娘轻声地喊着我的小名。我睡的正香，迷迷糊糊答应着。娘转身干活去，我又睡过去了。不多会，娘见没动静，知道我又睡了。娘也想让孩子多睡一会，几次欲喊又止。直到东方已微微放亮，不能再耽搁，娘就站在院里第二次大声吆喝“再不起床，耽误上学啦”。我心里明白偌大的石磨，娘一人推不动，爸在乡里工作，作为长子的我必须推磨，推不完就不能去上学。于是，一骨碌爬起来，抱着磨棍，眯着眼，单调地转着同心圆。那时想，推磨大概是世上最难受的活了。不是因为累，主要是困。十多岁的孩子，总也睡不够呀。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日子渐渐富裕起来。家家粮食、柴禾有了节余，一年四季吃的煎饼里掺有细粮，顿顿能炒菜，隔三岔五有肉吃，吃肉再也不是年节的专利了。再后来，村里有了磨煎饼机，不愿推磨的人家花几分钱磨两桶糊子，烙几十斤煎饼吃四五天。

　　印象中口感最好的煎饼是新麦子磨糊，烙出的热煎饼卷上香椿芽炒鸡蛋，咬到嘴里不舍得往下咽。而最香的是新玉米煎饼，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拔上几棵地里种的大葱，蘸着自家酿制的面酱，嚼一口，香味能飘到院外。

　　1978年10月，我来到济南上学。乍吃馒头觉得像过年，几天后，开始怀念煎饼的美味。因为馒头不抗饿，每顿饭分两个小馒头，根本不饱。每天下午都饿的肚子咕咕叫，盼着食堂开饭。想起家里随便吃的煎饼，思乡之情愈浓。好不容易熬到放寒假，回家先摸起一张煎饼，连娘去炒菜都等不及了。谁知一学期不吃煎饼，牙齿退化嚼得费劲啦。

　　毕业后在济南工作，很少回家，煎饼渐渐成了回忆。

　　造化遂人愿。1991年春暖花开的日子，在泉城读书工作13年后，偶然的机会让我调回临沂工作。第一个礼拜天回到老家，吃着娘烙的杂粮煎饼，卷着香椿芽炒鸡蛋，那种久违的感觉胜过山珍海味。

　　可惜好景不长。1998年暮春，娘因病去世。我成了没娘的孩子，再也吃不到娘烙得煎饼咾。唯有在梦里，多少次我从队里干活回家又饥又渴，娘把凉茶、煎饼、豆沫放在树荫下，我连手都顾不得洗，就狼吞虎咽，嚼得大快朵颐。醒来时，心隐隐作疼，泪水湿透枕巾

　　进入新世纪，石磨煎饼已经绝迹，机器加工的面粉煎饼淡而无味。有时买一点，再也吃不出粮食醇正的芳香了。

　　细心的妻子为我吃不到可口煎饼着急，想方设法买来了小鏊子，拾起了扔下20多年的煎饼手艺。用从老家带来的玉米面、全麦面烙出了杂粮煎饼，又满足了我的口福。

　　2014年，在北京工作的大女儿给我们添了外孙，妻子每次去和亲家倒班带孩子，给亲家必带的礼物就是煎饼。开始爱面子，就买成箱的“沂蒙六姐妹”煎饼，带几个自烙的个人吃，谁知亲家每样品尝后，直夸自己烙得有香味，机器煎饼没滋味。从此，每次去北京前，妻子总要忙活好几天，烙一大摞杂粮煎饼带上。

　　真没想到，不起眼的沂蒙煎饼香飘京城。（孙佃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