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是中国文学史尤其是中国散文史上的大家，他反对骈体文，提倡古朴精炼、随意长短的散体文，主张文以载道，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主将，因其成就突出，受到后人称赞，正如《旧唐书·韩愈传》中所言“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那么，韩愈之文为何享有如此高的地位？除了其文在形式上的创新之外，其文在内容上更是以弘扬儒家传统思想为旨要，这使得韩文具有了一以贯之的灵魂，也是能”自成一家新语“的重要原因。

　　以往对韩愈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文学成就，忽略了对其经学思想的考察，周静博士独具慧眼，发现了韩愈文学与经学的密切关系，通过系统梳理《昌黎先生集》，将其中所有与经学有关的内容逐一条分缕析，注明经学来源和引用方式，将韩愈对经学的理解和运用清晰地呈现出来，从而为系统总结韩愈的经学思想奠定了基础；周静博士在搜集整理韩愈文集的过程中，发现了韩愈独特的注经方式，奠定了其在中国经学史的特殊地位。韩愈在经学上的独特贡献正是通过周静博士的专著《韩愈经学考》得以被发现和认定。

　　《韩愈经学考》一书的主要内容分为十一章，第一章介绍了韩愈的生平及其文著，交代了韩愈的生活不幸和坎坷仕途，明确了该书所用韩愈文著的版本，为后几章的展开做好铺垫；第二章为韩愈的《易学》，第三章为韩愈的《书》学，第四章为韩愈的《诗》学，第五章为韩愈的《礼》学，第六章为韩愈的《春秋》学，第七章为韩愈的《论语》学，第八章为韩愈的《孟子》学。以上七章的内容展开都是按照统一的体例，即以《昌黎先生集》中所收录韩文的顺序，逐一解读，遇到与《易经》有关的挑出来，放到《易经》处，遇到与《尚书》有关的放到《书》学处，最后将与以上七经有关的进行统一汇总，各成章节。通过系统研究，作者发现在这七经中，韩愈对《诗经》的引用是最多的，反映了《诗经》在韩愈心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正因尊之而用之，用之则又扬之。那么，为何韩愈对《诗经》情有独钟呢？通过作者考察韩文对于《诗经》的运用与阐释，凸显出韩愈以《诗》为教的用意。并举了《与孟简尚书书》中：“何有去圣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从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诗》不云乎：‘恺悌君子，求福不回’”等内容为例，反映了韩愈对《诗经》社会功效作用的看重。正如书中所言，韩愈更是借《诗经》之文而言其志，表达对温柔敦厚之民风的向往，以及对“礼仪甚度”的圣人之道的推崇。

　　韩愈对经书的运用方式可总结为以下三类，通常是对其字词的引用或借用，其次是对经书之文的直接引用，还有对经书的活用。比如在《昌黎先生文集》卷三《郓州溪堂诗》第405页有文：“曹濮于郓，州大而近。军所根 ，皆骄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后，掇拾之余，剥肤椎髓，公私扫地赤立。”经作者考证，“剥肤椎髓“中”剥肤“当《易经·剥卦·六四》“剥床以肤”语。“剥床以肤”本义是剥掉床上的席子，这里直接当剥皮用，是借用其词。其他直接引用和活用之例举手可见，此不一一赘述。经此梳理，一个最为直接的价值是为韩文的阅读者和学习者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解释，以便更为准确地理解韩文所要表达的意思。

　　当然，对于韩愈而言，通过引用经典，除了抒情达意的基本作用之外，重在阐发儒家思想和精神。正如书中所言，韩文对《周易》的吸收与引用，亦是侧重其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天道自然思想；韩愈大量称引或活用《尚书》之文，并根据当时需要重新解读经文之义，不仅是为重建儒家“道统”说，为今义解旧经提供理论依据，更是韩愈经学思想的体现，同时，亦有其对怀才不遇的坎坷经历的感慨，然此种感慨，作者认为恰是韩愈急于入世的儒家精神的一种体现。韩愈的《礼》学、《春秋》学、《论语》学和《孟子》学皆有类似的体现，而这才是韩愈文中贯穿始终的经学思想和儒家精神。

　　如果说，以上七章呈现的是韩愈文与七经之间的确切关系，比较零星、隐讳地反映了韩愈文中的经学思想，那么第九章《原道》与经学则以《原道》篇为个案，逐段解析，更加清晰地展示了韩愈著文对儒家经书的运用，也更全面地阐释了《原道》篇所蕴含的儒家旨要。第十章韩愈与《论语笔解》采用逐条录其原文对“韩曰”进行分析批判，从中探求出韩愈治经之新法，反映了他以心释经的经学思想，并阐释了这种治经方式对宋明儒学家治经的深远影响，从而看出韩愈在整个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第十一章正是在之前条分缕析、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对韩愈的经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总结。

　　《韩愈经学考》极尽搜集整理之功，内容系统全面，论证逻辑严密，结论客观公正，无论是对韩愈文的研读，经学史的研究乃至中国古代学术史的研究都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著作。

　　作者简介：

　　杨舒眉1977年出生，山东济宁人，历史学博士，辽宁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