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经典之学。而此经典，历史上又专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儒家思想的载体，所以，经学自然也就属于儒学，而且是最基础和最纯正的儒学。

　　经学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孔子。孔子定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不仅自己研习之，而且以之为教材，开创了使经典为社会服务的经学学术。而这些书之所以称为“经”，是因为它们是被人们常相传授，有较强的生命力。秦火以后，《乐经》亡佚，西汉以五经立于学官，经学正式成为官方学术。东汉人加《论语》、《孟子》，已有七经之说。到唐代，《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以及《论语》、《尔雅》、《孝经》皆被立为经，共为十二经。宋代又添《孟子》，遂定型为《十三经》。当然，宋代以后官方所重视的，更是《四书五经》，但也在《十三经》的范围之内。经典范围的扩大和不同时代对经典的重视程度不同，反应了这些经典对当时社会政治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十三经》作为儒学的基本典籍和中华文化的的原典，其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古人信奉的治世之道与人生教材。虽然其部分内容因难以理解而充满争议，但却是包括解释宇宙秩序、政治、道德规范甚至日常生活等等一切的准则和正当性的来源。正如章学诚所说：“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1可见它们本来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载体。所以，经学也就成为“中世纪中国列朝的统治学说”2。历代学者通过对经书的再阐释，来逐步完成其意识形态的重建。故而，经学成为自汉代以来重要的官方学术活动，成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主体和正统。经学的发生发展，对中国古代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之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古代社会，经学不仅承载着意识形态的功能，而且也是中华文明传承和创新的一种重要形式。因为经典中具有普世意义和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所以至今仍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自上世纪八九年代以来，经学研究逐渐复兴。在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对立逐渐淡化的今天，经学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具有巨大的意义。因而在继承与发扬中华文明的过程中，经学的积极意义有待于我们深入发掘。

　　经学的内容，除了校订经典的词句，阐发经典的义理，研究既有的经学研究成果之外，还包括对有关儒家学者的研究，就是研究他们本人的经学，从中发现他们对经学的贡献，汲取他们研究经学的经验，从而更好地研究经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促进学术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无一不将习经典、治经学视为安身立命之本。他们小则以之修身、齐家，大则以之治国、平天下。而历史上的大儒，几乎无一不以经学而显其身，又几乎无一不是因经学而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韩愈，正是这样一位为世人之师的大儒。

　　历史上，韩愈以其文学成就彪炳史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韩愈均以其散文而著称于世。然而他的诗名使他跻身于唐代问答诗人之列。”3他反对骈体文，提倡古朴精炼、随意长短的散体文，主张文以载道，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主力军，且成就突出，颇得后人称赞。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赞其为“手持文柄，高视寰海”，誉其为“三十余年，声名塞天”，更是崇其为“一字之价，辇金如山”4。李翱在《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中亦曰：“（韩愈）深于文章，每以为自扬雄之后，作者不出，其所为文，未尝效前人之言，而固与之并。自贞元末，以至于兹，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5后人亦是对其称赞有加：“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旧唐书·韩愈传》）“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记旧本韩文后》），“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新唐书·韩愈传》）韩愈也因此而声名显赫、光耀千古。

　　事实上除了文学上的巨大成就之外，韩愈也是唐代乃至中国儒学发展史上贡献卓著的经学大师。他对儒家传统经典有着深厚的感情，对经学传承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他立足于时代，更加理性的对待经典，借经以传道，也更创造性的诠释经典，形成了其特有的治经方法，奠定了其在中国经学史上特殊地位。

　　韩愈事迹，新、旧《唐书》本传皆有记载。韩愈著文，被其门人李汉编写成《昌黎先生集》，成为韩愈研究的主要资料。此后，学者又不断的对此文集进行研究，包括系年、校注、版本校勘及补注等。年谱以宋洪兴祖的《韩子年谱》最为周详。今人钱仲联著有《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亦比较科学和完备。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的，主要有宋代的方崧卿、朱熹，清代的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及徐震。此外还有宋魏仲举的《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40卷、《外集》10卷，对韩愈思想介绍比较完善；南宋时期廖莹中世堂本的《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亦各有诗集单行注本6。

　　随着学术界对韩愈思想的逐步重视，目前学术界研究韩愈的成果，可谓层出迭现、异彩纷呈，更在九十年代后成立了韩愈研究会，决定每两年举办一次韩愈学术研讨会，同时编辑出版《韩愈研究》丛书，并在周口师院学报开辟“韩愈研究”专栏，更是推动了韩愈研究的热潮。

　　但是，纵观众多研究成果，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韩愈诗歌文学思想的研究；二是对韩愈文集的整理与校注，三是对韩愈生平事迹的撰写，四是有关韩学史之探究，五是有少部分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由此可知，关于韩愈的经学思想，则较少有人关注，即或有之，其内容也仅局限在对其《论语》学、道统论等方面的简单论说。事实上，韩愈不仅是大儒，更是经学大师。比如他不仅有独特的经学思想，而且把经学融会于其诗文之中，使他的诗文中处处闪耀着经学的光辉。从他的诗文之中我们可以看到，韩愈对《易》《诗》《书》《礼》《春秋》《孟子》等经书有较多的关注和研究。韩愈特别重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经典，并依据这些经典对仁政王道及其性情理论做出阐发。另外他还重点阐述了《礼记》中的《大学》的思想，使汉唐以来少有人关注的篇章成为宋以后经学的代表之作，大大拓展了经学的空间。尤其是我们看到，其所著书立言无不引经据典，或直引、或活用，字、词、句、段中无不渗透着其治经的新方法，体现出其特有的经学思想。甚至可以说，他反对骈体文，提倡散体文，主张文以载道的思想本身，就是建立在深厚的经学功底的基础之上的。应该说，他的文学成就，从根本上是成就于他的经学。所以，本文欲就对其经学作具体的考证分析，力图清楚的呈现韩愈的经学思想，以推动唐代经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论语笔解》，是韩愈治《论语》的结晶，也是唐人《论语》学著作中的仅存者，故而为后世学者们所乐道。在书中，韩愈按照自己对儒家思想内在理路的认识直抒己见，或补纠，或论定，或申述，或辩驳，新知迭出，颇多创获。对于经中之言，他认为只要是悖于情理的，便勇敢地否定。诚然，韩愈的新注新见新解未必全部正确，很多结论还有继续讨论的余地，但却充分表现了其经学家的学术功底及思想家的胆力与气魄。韩愈跳出了以往治经的学术模式，引起了大家的议论和关注，人们往往由此归纳判定韩愈的经学思想和贡献，但从学术的角度看，仅以此书而定论，似仍显单薄。

　　韩愈身处中唐时期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时代，他力排佛老，倡言儒道，复兴儒学，成为学术史上汉学向宋学过渡的重要人物。钱穆先生曾云：“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7此已成为学界之通识。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曾就韩愈在唐代学术史上的地位给予了精辟的定性：“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8诚为确论。从整个经学史来看，韩愈亦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人物。他试图从传统的典籍中如《孟子》《中庸》《大学》《论语》等文本中获取新的思想资源，其对传统经书的反思和思考，促进了经学的变古和儒学的革新，为唐宋经学之桥梁。因而，不对其进行具体而深微的研究，就难以对宋代经学的诸多现象追根溯源，中国经学史也会因此显得不够完整和完美。

　　因此，认真研究韩愈对《易》《诗》《书》《礼》《春秋》《孟子》《论语》等经书之所作为，考订梳理韩愈诗文集中对于传统经书的理解与运用，分析体会韩愈著作中对上述经书采纳引用时所折射出的经学思想，对于韩愈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科学定义韩愈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对于中国经学史相关研究的推进，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再解释与再运用，也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

　　总之，笔者研读韩愈作品发现，其经学思想明显渗透于其中；韩愈的经学思想及贡献，远较以往我们所认识的更为丰富；其经学研究，尚有相当的拓展空间。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一题目，希望通过此著作的完成，使韩愈对经典的研究、运用与贡献，及其所反映韩愈的经学思想，系统全面地展现于世人面前。这是韩愈研究史上之第一次，也是儒学和经学史研究中之第一次。

　　作者简介：

　　周静1977年4月出生，山东临沂人，历史学博士，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

　　1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上海书店，1988，第1页。

　　2 朱维铮：《壶里春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第104页。

　　3 吴文治主编：《韩愈研究》第一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第337页。

　　4 吕大防撰：《韩愈年谱》，中华书局，1991，第181页。

　　5 吕大防撰：《韩愈年谱》，中华书局，1991，第186页。

　　6 参见陈玉兰《韩愈思想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1。

　　7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7，第1页。

　　8 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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