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是为害甚广的社会“毒瘤”
“网络谣言具有隐蔽性、炒作性、攻击性、报复性、宣泄性、诱惑性、强迫性等特点，已成社会‘毒瘤’。”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我国的网络文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网络谣言很容易成为引发社会震荡、危害公共安全的因素。
贵州瓮安事件中，有网络谣言说“三名嫌疑犯都是当地领导干部的亲戚”，“死者叔叔带到警察局问话被打死”；湖北石首事件中，有网络谣言称，“死者是在知晓当地公安局长、法院院长夫人同永隆大酒店老板走私贩卖毒品后被害的”；浙江“钱云会”案件中，有网络谣言说“钱云会是被谋杀的”……“几乎每一次社会不安现象的出现，都有谣言的鼓动和伴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柏峰表示，网络谣言严重威胁社会稳定。
同时，网络谣言还会损害公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近日，甘肃兰州出现食盐“涨价停产”等谣言，引发了新一轮抢盐风波。部分市民轻信谣言，开始大量购买食盐，很多商场、商铺的食盐被抢购一空。抢购到盐的人短期吃不完造成浪费，而真正需要盐的，尤其是一些餐饮机构，又因抢购买不到盐。陈柏峰说，“与事实偏差较大或完全相左的谣言谎话，借助网络和个别不负责任媒体的传播，很容易误导不明真相的网民，损害许多公众的利益。”
网络谣言之所以能够传播，很大程度上是谣言的制造者利用了一些人的心理弱点。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天津社会科学院首席专家潘允康表示，有些人喜欢求新、求奇，常常抱着“别人不知道的我知道”的心态，以寻求刺激；有些人则是从众心理，“别人知道的，我也应该知道”；当然还有一些人的素质不高，缺乏基本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即使有些谣言毫无逻辑、漏洞百出也信以为真。
潘允康进一步表示，有些网络谣言可称得上是“妖言”，极具蛊惑性和危害性。它利用人们的心理弱点，如同引诱人们吸食毒品一样，慢慢地让人“上瘾”，麻醉人的神经，扰乱人的生理功能，让人的心理也变得越来越不正常、不健康，进而破坏家庭、诱发犯罪，败坏社会风气，危害社会正常秩序。
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上官酒瑞认为，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成为一些人凭空捏造、传播虚假信息的工具，成为造谣、传谣的载体，比如“谣盐”风波、“军车进京”等谣言就是借助网络平台得到了快速传播。网络谣言的产生，可能迎合了社会转型期一些人内心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但诸多事实表明，各种网络谣言的滋生、扩散和传播，不仅损害了公民权益，扰乱了社会秩序，引发了公众恐慌，而且破坏了政府公信力，损害了政府形象。如果网络空间中谣言横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上官酒瑞表示，整治网络谣言是人心所向、法治要求。
造谣传谣不是言论自由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认为，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政府应该以宽容、包容、虚心的态度，畅通社会公众正常的意见表达渠道，保障公民言论自由，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但是，社会公众在享受言论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同时，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履行公民义务，自觉抵制网络谣言，维护舆论环境，根除网络谣言存在的土壤。
夏学銮表示，网络虽然为人们的交流提供了载体和工具，但网络聊天还是要从人们的嘴里说出去，网页留言也要靠人们在键盘上敲打进去，一言一语都是人们思想的反映。虚拟社会依托现实社会而存在，虚拟社会的行为主体仍然是现实社会中真实存在的每一个人。因此，每个人在现实社会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并不会因为自己存在方式的变化而改变或消失。
针对“网络谣言也是言论自由的表现”这一观点，潘允康表示，首先，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自由应该是符合国情、有益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由，即使是在西方社会，如果有言论、谣言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会受到制裁。因此，网络谣言并不属于自由的范围。其次，自由应该是在既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享受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权利。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的社会化以及取得公民资格的最起码条件，就是要遵守法律规范，正确处理社会关系，遵守道德底线、法治底线和事实底线。谣言往往都是有所指向的，无论是针对人还是事件的谣言，都难免会侵害他人的正当权益，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因此，这不仅仅是违反社会道德的，也是违反法律的，不仅应该坚决抵制，而且应该受到相应的制裁。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认为，网络谣言不仅在我国出现，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亟待治理的问题，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对网络谣言免疫。他举例说，韩国数名艺人不堪网络谣言的压力而轻生；大地震后的日本，谣言90%来自网络。支振锋表示，“言论自由”不应该是网络谣言得以豁免的保护伞。从国际上来看，韩国和日本纷纷表示要出台相关法律来治理网络谣言，英国也试图以隐私等相关法律来揭开匿名这一“互联网斗篷”，美国则宣布“数字世界将不再是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疆域”。(责任编辑：庄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