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存旭:论精准助学贫困大学生:贫困生成机理及助学行动导向

2018-09-10 13:34:00 来源: 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 作者:
play
" />

  

  作者简介:薄存旭(1980-),男,山东临沂人,临沂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摘要:理论梳理和实际调查发现,资源匮乏(物质匮乏、机会被剥夺和文化资源不良)是大学生贫困的基础性诱发力量,素质欠缺(能力欠缺、心理脆弱和手段低效)是导致大学生贫困的内在主体性力量,体制性阻碍(组织失序和制度障碍)是导致大学生贫困的潜隐力量。精准助学应针对贫困产生的系统机理,实施全方位、深层次的援助,包括借助大数据平台,落实监督问责机制,破除不公平利益传输机制;将育人作为助学根本目的,建立素养、资源、体制之间的联接机制;培育精准助学的内部生态系统等。

  关键词:贫困大学生;精准助学;贫困生成机理

  依据精准扶贫战略,教育扶贫亦需精准,且治贫先治愚,扶贫必扶智,如此方能承担起“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使命,实现“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的目标。[1]对于贫困大学生而言,扶贫工作的关键点不仅仅是直接经济救助,还应是在经济资助的基础上,提升其综合素质,促进其学业发展,进而拓展其未来成长的可能性。在具体工作中即为做到“精准助学”——对象精准、目标精准、内容精准、方式精准、考评精准、保障精准。做好精准助学的基本前提是探寻大学生贫困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理清其机理,进而实现助学工作从浅表、散乱状态向深层次、生态性转变。

  大学生贫困之生成机理

  从已有文献来看,最早对贫困这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似乎可以追溯到15、16世纪。[2]空想社会主义者多将贫困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英国的布什和朗特里从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的角度研究贫困问题,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虽然后续研究者也作过诸多论述,但大部分早期研究将贫困定位在经济和生存意义层面。至20世纪后半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人类学等角度研究贫困问题,诸如相对剥夺说、不平等说、价值判断说、政策界定说、权利丧失说、发展不足说、能力缺乏说等也逐渐浮出水面[3],为各界所熟知。单就教育因素而言,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提出,教育与贫困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为教育阻断贫困恶性循环和代际传递理论奠定了基础。随后,世界银行发布的《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进一步肯定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为践行教育先行理念注入了强心剂。[4]这些观点虽然各有价值,但它们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各方都试图强调某一种因素更为重要。实际上,贫困产生于多因素的综合叠加,不同时空的系统性因素在不同层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高等教育领域,特殊的育人目标、学生身份和发展阶段等因素促使贫困源生发出特殊的互动轨迹,结成特殊的结构关系。在综合梳理各种研究角度和结论的基础上,针对精准助学贫困大学生的独特性,本文总结出以下统整各源头性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的系统框架。

   1.资源匮乏是大学生贫困的基础性诱发力量

  资源匮乏型贫困是指由于物质、机会、文化性资源缺乏或者遭到剥夺而导致贫困的现象。主要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物质、机会和文化,它们遵循由低及高、由直接到潜隐的逻辑关系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三角结构。有关资源匮乏致贫的研究多限于物质因素,如英国学者汤森德认为,“当某些个人、家庭和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自己所属的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那么就可以说他们处于贫困状态。他们由于缺少资源而被排斥在一般生活方式、常规及活动之外”[5]。这一看法被广泛认同,欧共体借用了此说法并进一步拓展至文化性因素,在1989年的《向贫困开战》的报告中提出:“贫困应该被理解为个人、家庭和群体的资源(包括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如此有限,以致他们被排除在他们所在成员国的可以接受的最低的生活方式之外。”[6]

  1)物质资源匮乏是最直接的诱发因素。

  大学生贫困的最直接表现是缺乏实用性物质和能够交换物质的资金;但与一般贫困群体不同,贫困大学生的物质匮乏呈现二次转移特点。其一,家庭物质贫困向大学生贫困的二次转移,这直接影响大学生最基本的生活和学习所需。《大学生蓝皮书:中国大学生生活形态研究报告(2013)》发现,全国大学生人均月消费支出945.6元;60%的农村大学生每月的消费水平在500至999元之间;大学生的生活费主要来源于父母,这一比例高达95.2%。[7]截至2015年,全国贫困家庭人均年收入仅为2162.65元,其中云南1931.62元,新疆1836.46元,收入最低的省份西藏仅为1371.20元,最高的省份宁夏也只有3011.11元。[8]由此可以看出,大学生消费水平与家庭收入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其二,教育物质投入匮乏向大学生贫困的二次转移。由于我国对教育的物质投入总量一直相对较低,导致贫困大学生的各项负担一直较重。按相对值计算,2015年我国教育总投入占GDP的比例为5.15%,而美国2010年为7.3%,韩国为7.6%,智利为6.4%,OECD国家平均为6.3%。[9]国家对教育投入的比例过低,致使家庭教育成本负担过重,对于贫困家庭而言更是如此。在2005-2014年间,我国虽然降低了非义务教育成本家庭分担的比例,且冻结大学和高中学费标准达十年之久[10],但对于贫困家庭而言,学费仍然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另外,近年来各省又陆续提高了学费标准,如广东省下发了《关于调整公办普通高校学费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6〕367号),要求自2016年秋季新学期起,“高水平建设大学和建设学科的学费标准在具有博士授予权本科院校学费标准的基础上再上浮10%。农学类专业学费按理工外语体育类专业学费标准的80%收取”。[11]人文类、理工外语体育类、医学类、艺术类专业每年的学费上调至4590-5510元、5190-6230元、5800-6960元、8000-10000元。学费标准上调无疑又给贫困大学生带来了更大的负担。国家各种助学金的总规模和惠及人数虽然逐年增加,但相对于贫困大学生总量和生活基本所需还有很大差距。截至2015年底,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已至3700万,根据以往贫困大学生占总数20%左右的比例推算,现有贫困大学生总数应该在740万人左右,其中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人数约占7%-8%,即在260-300万之间。从表1的数据来看,仍有约25%的贫困大学生难以获得国家助学金资助,近一半的贫困生无法获得国家助学贷款。2016年的麦可思调查数据显示,在校大学生每月平均开销为1212元(不含学费、往返家庭与学校的交通费)[12],以此作为参照,贫困家庭收入和各种助学金相加之和,与大学生开销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即使参照《大学生蓝皮书:中国大学生生活形态研究报告(2013)》中提到的60%以上农村大学生的消费情况,贫困大学生的拮据程度也很高。贫困大学生在基本物质方面的匮乏不仅直接影响到基本生活和学习,而且还会导致诸如自卑、退缩等不良心理反应;部分贫困生通过课外兼职打工来改善生活条件,但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占用了宝贵的学习时间,给专业学习和发展造成了障碍。

  

  

  (2)机会资源被剥夺的次生性作用。

  英国学者奥本海姆认为,“贫困首先夺去了人们建立未来大厦——‘生存机会’的工具。随后,它又悄悄地夺去了人们享受生命不受疾病侵害、有体面的教育、有安全的住宅和长时间的退休生涯的机会”[14]。对于贫困大学生而言,缺乏更好的成长机会将阻碍发展、延续贫困,是教育致贫的重要推动因素。这种贫困是经济拮据的次生作用所引发的,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获得经济资助的机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高校确认贫困生的方式是由贫困生提出申请,提交证明材料,然后通过诸如宣讲会、同学投票等形式评定。从表面上看,贫困生可以得到公平的资助机会,但实际上,由于受功利风气、相对自卑心理和缺乏有效表达方式等因素的影响,相当一部分贫困生失去了获得各种资助金的机会。聂文娟等人的调查表明,“有12.5%的学生认为存在假贫困现象,并且十分普遍;此外,对家庭贫困证明是否很容易开具进行了调查,发现有 38% 的学生认为容易开具”[15]。其二,学业发展机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受市场经济的影响,贫困大学生兼职打工的人数越来越多,但他们在获得基本生活所需的同时,失去了更多参加学术研究、创新创业、实习和对外交流的机会,而这些也是影响其未来的关键因素。具体情况在表2中反映得很清楚。

  

  注:数据来源于2017年9-10月份的全国性调查,调查涉及北京、山东、江苏、浙江、广东、湖北、河南、内蒙古、吉林、广西等10余个省(区、市),调查对象是获得贫困助学金的大学生;共回收问卷2672份,其中有效问卷2483份,有效率为92.93%。下文所有表格中的数据都来自于本次调查。

  (3)文化资源不良是弥散性解释因素。

  社会科学研究对文化因素的强调由来已久,早期多关注某些群体积累的负面生活方式,如慵懒、闭塞、保守、顺从、早婚多子等,后推演至人的存在方式。例如,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在《五个家庭: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个案研究》中提出,贫困者的贫困状态与其所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关,他不仅关注贫困者的思想观念,还将其与生活方式联系起来。[16]梁漱溟在谈及中西文化要义及哲学时提到,国人的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文化,即不思进取、逆来顺受的文化。[17]综合来看,贫困文化作为解释贫困的一个角度,具有很强的弥散性,它既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生存态度,也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潜隐的文化困境。

  在当前的贫困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着以下不良“文化”。其一,习惯抱怨社会,将自己的不良生活状态过多地归因于他人和社会,进而退守自我,悲天悯人,不关心与自己没有利益关系的事情,最终退化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二,等待救助的心态,即“等、靠、要”文化,希望通过外在力量神话般地改变现状,具体表现为向外无限度地索要资源和政策支持,向内要求他人无私付出和奉献。这种文化虽然大多不能产生实际效用,但却符合以最小投入换得最大收益的逻辑,在贫困大学生群体中较为常见。其三,被动迁就的意识,即遇到困难时不积极改变,而是满足于现状,甚至乐在其中,得过且过。其四,贫困耻辱的症结,即将贫困视作人生的耻辱,自卑是其典型表现。这与传统教育中视困苦为人生历练的文化态度截然不同。其五,逃避现实的行为,即不正视遭遇的贫困,反而躲进虚空幻想之中,梦想幸运突然降临。从表3的调查数据来看,上述不良文化广泛存在。此外,负性的文化氛围致使部分贫困大学生失去了积极承担责任的动机和能力,进而为其素质提升造成诸多障碍。

  

  

  2.素质欠缺是导致大学生贫困的内在主体性力量

  它是指由于能力、手段、心理素质等水平较低,难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从而造成贫困的现象。欠缺的素质主要包含能力、手段和心理素质三个方面,它们之间也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三角结构。这个维度从个体或群体自身所欠缺的素质方面寻找贫困原因。例如,世界银行据此将贫困界定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18]:“本报告赞同目前已成为传统观念的贫困概念(比如《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即贫困不仅指物质的匮乏(以适当的收入和消费概念来测算),而且还包括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本报告还扩大了贫困的概念,除了以上内容外,贫困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的需求和缺乏影响力。所有这些形式的贫困都制约着阿马蒂亚·森所称的‘一个人所拥有的能力’,即‘他或她享受自己所珍视的生活这种基本自由的能力’。”[19]有些学者认为该研究维度有先天性缺陷,认为将贫困局限在个体或群体的素质上忽视了对个体素质产生影响的制度因素,而后者更为关键。此观点“一方面未涉及贫困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将贫困视为一种能力的缺少,不能不说是一种偏见,因为许多贫困人口并非缺少这种能力,问题的实质倒是贫困者能力的发挥和发展受到种种制约”。[20]另外,素质贫困论“采用一种单线因果决定关系来分析社会、经济这样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失之偏颇。……贫困根源归咎于人的素质差时,其原因又返回到了基础设施薄弱、经济要素水平低、资源条件约束,陷入循环论证”。因此,“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同时考察人文生态环境和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21]笔者认为,贫困产生的原因有多种,反贫困也应该着眼于系统论角度。个体或群体的能力、手段和心理虽然受体制因素制约,但体制因素落到实际还必须以上述因素为基本依托,离开了它们,体制改革也将无从落脚;另外,只有关注主体素质,扶贫工作才能最终以人为主体,透过体制关照人性。

  贫困大学生之所以出现素质层面的贫困,主要是两种原因造成的。第一,贫困家庭在提升子女素质方面存在诸多障碍,致使贫困出现代际遗传。受城乡二元结构和阶层区隔等因素影响,来自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的大学生是贫困大学生群体的主要部分,他们的家庭在可支配物资、教育投入和类型以及亲子互动等方面都存在诸多不足,导致贫困大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的生活和学习环境相对较差,素质提升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第二,贫困大学生在大学阶段也会继续面临上述困境,并有可能进一步恶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能力欠缺是本体因素。

  这其中的能力主要包括创新能力、沟通能力、适应能力、包容能力和就业能力等,它们直接关系到贫困大学生学习、生活和就业等的发展潜力。如果不具备这些能力,贫困大学生将继续延续原有家庭的贫困状态,形成“因教致贫”的现象,甚至生发出“教育无用论”等极易误导他人的错误观点。在基础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可能会尽最大努力为子女提供读书机会,但受资源限制,他们又无法提供诸如游学、特长班训练、社会实践训练等提高能力的辅助渠道。另外,家庭出身对青少年的行为也有重要影响。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主导的对790个孩子的一项跟踪调查表明,父母与孩子的沟通交流越多,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就越强;家庭经济状况、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低收入家庭的子女一般是“自然放养”的,父母疲于生计,也没有充分的意识和知识来教育后代;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拥有高学历和高收入,家长多喜欢与教师联系,注重与孩子交流,指导他们读书,有计划地安排子女的学习和培训活动,这对孩子的各项能力有很好的训练作用。如子女的语言能力与父母的语言表达机会和能力有着密切关系。在需要政府救济的社会底层家庭,孩子每小时可以听到父母说话的单词量大约是600个;在工人阶层家庭,大约是1200个;在中产家庭、精英家庭则达到2100个左右。[22]在基础教育阶段形成的能力困境会自然延续到高等教育阶段,对贫困大学生的能力发展制造诸多障碍。在高等教育阶段,一方面贫困大学生会因为经济压力而缺乏参与能力训练的主动性和机会;另一方面,为了改变不利状况,贫困大学生在参与相关训练时往往倾向于急于求成的项目,以求立竿见影之效果,而其结果又往往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实际上,对人生发展真正有影响力的是人的内在能力,其训练和提升的过程是缓慢的。具体情况在表4的数据中得以反映。

   

  

  (2)手段低效使贫困大学生丧失发展支撑。

  这其中的手段主要包括把控信息流通、经营人脉网络、应对市场规则、表达话语权力、摆脱心智迷惑等方面。它们关系到贫困大学生在当下和未来时空的社会发展能力,具有支撑性作用。如果不能学会并正确运用这些手段,其摆脱贫困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受家庭生活方式、交际圈子和接触事物等因素限制,贫困家庭往往将子女成功与否的关注点设置为学业成绩,对经营人脉网络、表达自身话语权力、应对复杂社会环境和掌控多元信息等方面则少有过问,教育系统对此的关注力度也不太够,具体情况在表5的数据中得以反映。这不但直接降低了贫困大学生的整体素质,而且还会对其大学阶段的生活和学习产生负面影响。贫困大学生一旦认识到上述因素对人生发展的重要作用,而自己手中又没有足够的资源时,他们就可能采取急功近利的行动,把正当性社会交往手段扭曲为对规则的恣意破坏。

  

  

  (3)心理脆弱削减成长路径的顺利延展。

  这其中的心理素质主要包括理性认知、丰富思维、克服自卑、降低焦虑、勇于践行等,它们关系到贫困大学生能否准确自我定位,并适时进行相应调整,表现出较强的延展性特点。如果贫困大学生不能解决好心理问题,势必会迷失在现有的不良状态之中。贫困家庭面对着巨大的经济压力,父母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从事低酬工作,在教育子女上缺乏有效的方式和宽裕的时间,与子女之间的互动也大受限制。与此同时,子女在受教育时也会遭遇被排斥的困境。在校青少年因为经济压力会出现诸如“脱离青少年主流交际圈”、“不愿交际”、“退缩自卑”等自我封闭现象[23],进而在“对社会的理性认知”、“思维的丰富程度”、“自信心”、“阳光心态”和“勇于面对不确定性未来”等方面出现不同程度的障碍。基础教育阶段的心理素质势必会延续至高等教育阶段,如果贫困大学生不能及时调整心理定势,提升心理素质,贫困所影响的范围和层次会进一步扩展和加深。全国性的调查数据显示,有34.99%和32.98%的贫困大学生非常希望或希望获得“淡化贫困耻辱症结的指导”,有33.81%和32.86%的贫困大学生希望获得“消退逃避现实行为的指导”。具体情况见表6。

  

  

  3.体制性阻碍是导致大学生贫困的潜隐性力量

  体制是有关组织形式的制度,是组织机构与制度规范的结合体。体制性障碍指组织、制度设计和运行不公平,这导致资源分配产生偏差,素质发展受到制约,进而产生贫困。不同于物质匮乏和素质欠缺所引致的贫困,体制性因素潜隐在表象之下,且对这两类因素产生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组织失序的遮蔽性作用。

  当代组织理论认为,组织即两个以上的行为主体基于某种诉求,在互动中构建起来的具有特定社会结构的集合体。其中之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利益诉求,因此,组织实际上是基于某种价值标准而组合、建构的利益分配结构。在以公平主导的理想化组织之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相处、一体化的,对其中的弱势群体给予了必要的组织关照;并且当正式组织无法完成其社会任务之时,非正式组织会发挥重要的补充性作用。但是,组织在构建和运行中,既得利益集团会通过权力划分、符号标签等方式垄断组织资源,致使弱势群体无法被组织接纳或支持,进而失去诸如组织资源分配的话语权,成为处于组织边缘的贫困人群。

  可能对贫困大学生进行帮扶的组织包括政府组织、学校以及院(系)行政组织、教师团体、学生团体和社会工作团体,它们的职能优势各有不同。政府组织的优势是统筹资源和制定宏观的分配制度;学校及院(系)行政组织的优势是确认助学对象、分配资源以及协调各方助学力量;教师团体的优势是提升贫困生的素质;学生团体的优势是形成良好人际氛围,发挥监督作用;社会工作团体的优势是筹集社会助学资源,提供心理疏导。此五种力量需协同配合,形成责任共担的治理系统,才能有效化解因家庭拮据引致、经基础教育阶段催化并传递到高等教育阶段的贫困。从该系统的现实运转情况来看,还存在条块分割、沟通不畅和职责不明等问题。在政府层面,虽然资源统筹的力度逐年提高,但资助额度与满足需求之间还有巨大差距,需要社会团体及时跟进。学校及院(系)层面,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对贫困生的资助,在精准确认、公平分配和协调多方力量等方面还有巨大改进空间。教师团体与此基本处于绝缘状态,统一化的授课,上完课就走人,师生交流机会缺失,对贫困生素质提升几乎没有实效。另外,从调查情况来看,教师更喜欢与有亲和力、思维敏捷的学生互动,贫困生反而因为拘谨、不愿接触而失去了互动机会。学生团体几乎是院(系)组织的附庸,某些不良成员甚至利用便利机会破坏帮扶规则,从中谋取私利,监督作用几近流于形式。社会工作团体还没有发展成熟,资源筹集能力非常有限,专业素养也亟待提高,其协同助学的作用难以发挥。有关情况见表7中的数据。

  

  

  (2)制度失衡的区隔性作用。

  组织作为一种互动结合体,运转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制度系统,社会制度乃是社会“基本问题的冷冻答案”。[24]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在决定一个区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不能通过制度将技术创新成果巩固下来,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可设想的。因此,制度性贫困历来是宏观(国际、国内)层面和微观层面贫困研究的重要切入点。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穷问题进行了大量批判,正如他所言:“现今的一切贫困灾难,完全是由已不适合于时间条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必须“用另建立新制度的办法来彻底铲除这一切贫困”。[25]时至今日,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等社会浪潮的强力冲击之下,因制度分配不公而导致的贫困现象已比比皆是,这又反过来降低了制度在价值分配中的权威性,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形成恶性循环,致使“本体性安全感和信任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26]。

  对贫困大学生实施精准助学的理论基础“在于发挥知识和能力在促进社会流动中的关键作用,这便是现代社会所推崇的‘贤能主义’(meritocracy)[27]”。但是,贤能是否会成为现实,这依赖于能否有一个公平有效的制度设计。对于贫困大学生面临的制度困境,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加以解释。其一,大学生贫困产生的外围性制度,这主要包括教育成本分担制度、高考招生制度、师资分配制度、区域资源配置制度、划片入学制度等。表面上看这些制度是公平的,实际上受既得利益集团的控制,弱势群体在获得各种资源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进而影响其素质发展。例如,在基础教育阶段根据户籍所在地或者住房所在地就近入学的制度设定,从表面上看是公平的,但实际上这种公平如此脆弱,以至于成为时代的奢侈品。这是因为当前优质基础教育资源还非常有限,优质学校周围必然是高房价,而贫困家庭对此是难以承受的,因而其子女基础教育阶段的素质提升必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顺延至高等教育,形成素质欠缺型贫困。其二,大学生贫困产生的核心制度困境,这主要包括助学制度的制定程序、贫困标准的认定、帮扶资源分配、帮扶行动的评价和监督制度等。从表8的调查数据来看,每一方面都不容乐观。

  

  对贫困大学生实施精准助学的行动导向

   由大学生贫困产生的机理可以看出,精准助学需要在筹划更多资助经费的基础上重视经费运作方式,从而凸现经费资助的延续性意义和功能。因此,迫切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实现大转变。第一,从多主体分散助学转向多主体协作助学,即打破“政府拨款、学校发放、条块分割”的助学主体模式,转向“政府统筹、学校担责、多方协作”的助学主体系统。第二,从经费为主助学转向多元、多渠道助学,即从单纯看重经济资助转向注重“提升应对能力、手段和心理素质”的多元内涵助学渠道。第三,从救赎式助学转向内生力成长助学,即从“等、靠、要”的被动助学思路转向“要发展、能发展”的生长型助学思路。第四,从结果性助学转向全过程助学,即从针对贫困生“经济窘困”实施资助的模式转向针对贫困生的“需要评价、过程助学、结果问责”的助学模式。为此,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集中发力。

    1.破除不公平利益传输机制

    (1)借助大数据分析平台,切断虚假贫困信息的传递链条

    物质贫困是大学生贫困的基础性诱因,精准助学需要做到精准定位和精准发放,做到客观和公正。从当前各种助学金的发放情况来看,家庭贫困证明虽然具有一定可信度,但在社会信用机制整体偏弱的情况下,开具贫困证明很可能会诱发基层管理组织产生权力寻租现象。为了所谓公平,通过“哭穷大会”选举贫困生的做法,不但严重伤害贫困生的自尊心,而且部分助学金会被某些非贫困的逐利者骗取。这不仅破坏了公平,伤害了贫困生,对于那些骗取助学金的非贫困生也是一种伤害,让他们失去了诚实品质和对公共秩序负责任的基本社会道德。严格限定消费指标,如限制每餐饭的标准,不得拥有手机或者电脑等设备,这种做法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和机械控制性特点,无法实时顾及物价变化、消费环境和个人某一阶段特殊性需要的实际情况。随着大数据收集和分析技术日益成熟,精准定位和分析贫困大学生群体已经成为可能。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可以共建大数据汇集和分析平台,采集学生公开或者部分公开的数据,包括家庭银行流水、银行借贷记录、在校消费和受资助数据、师生日常评价等数据,构建集数据收集、存储、分析和挖掘为一体的大数据精准筛选、甄别和定位系统[28],及时、动态和准确地分析资助对象群体和个体的情况,从而彻底切断虚假贫困信息的传递链条。

    借助大数据分析平台,还可以消解那些平时靠经验或者臆测而得到的主观虚假信息,为全方位真实了解贫困大学生的总体数量、贫困程度、贫困类型、需求愿望和行为偏向等提供有利条件。以此为基础,可以从宏观上调整资助额度;在微观上,可以针对贫困程度、类型、需求愿望和行为偏好,调整助学政策、方式和模式,实现精准助学。

    (2)落实监督问责机制,切断不正当利益输送链条。

    公正、有效的监督问责机制是实施精准助学的基本保证,然而时下情况却并不乐观。实际上,针对助学系统的监督机制是较为松散的,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普通师生难以触及资助系统的真实情况;与此相应的问责机制也是难以为继,出现问责主体不明、问责依据不清、问责执行不易等诸多问题,导致部分资助金长期游走于灰色地带,不正当获利者长期逍遥法外。因此,构建并认真落实监督问责机制是切断不正当利益输送链条的关键。然而反观相应的法律政策依据,此中却存在巨大的盲区。2007年5月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国发〔2007〕13号),几乎没有涉及工作中的监督问责机制。2017年3月28日,财政部、教育部、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共同发布《关于进一步落实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的通知》(财科教〔2017〕21号),其中专门针对提高资助精准度作了四方面部署,分别是加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加大对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优化国家奖助学金等名额和资金分配机制,完善校内配套政策措施等;在进一步优化资助工作机制中还分别强调了严格遵守规定程序和时间节点要求,确保及时足额发放各类资助资金,加强学生资助工作机构建设,加强政策宣传和业务培训。但是通知全文几乎没有涉及监督问责机制。综上,构建和落实监督问责机制已经迫在眉睫,其中涉及四个关键点。

    第一,谁来监督问责。为此要构建包括政府、司法、执法、银监会、社会第三方组织、校内外师生在内的多元监督问责主体;构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线运行的监督机制;构建以政府、司法、执法和银监会问责为主,以社会第三方机构问责为辅的问责机制。

    第二,监督问责对象是谁。他们应包括接受资助的学生,即贫困生和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贫困资助的学生;具体负责学生资助管理工作的行政管理人员、辅导员及主管部门领导人员;开具贫困证明材料的相关人员。

    第三,依据什么监督问责。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国发〔2007〕13号)、《关于进一步落实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的通知》(财科教〔2017〕21号)等法律规章,同时,还应制定符合省市和高校实际情况的具体监督问责制度。制度内容应该随时代发展及时调整,从关注贫困生的“学有所助”向“学有优助”转变,问责不仅关注精准定位和精准发放,更要关注资助在促进学生成长方面发挥的作用。比如在美国,联邦政府中赞同对高校学生资助实施监督的力量认为,联邦政府不仅应关心大学生资助项目的开支,而且应关心资助政策效果,希望通过学生学习成绩来衡量政策效果。[29]

    第四,如何落实监督问责。应在教育部、省市教育厅、高校层面分别设置担负监督问责职能的机构,配置相关人员;还应畅通信息流通渠道,对举报信息认真核实,严厉查处违纪违法人员。

    2.建立素养、资源、体制之间的联接机制

    大学生贫困源于素养、资源和体制不良作用的交织循环关系,因此要实现精准助学,就必须破除三者间这种恶性的循环往复态势。在此,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其一,明晰三者之间有着怎样的联接关系;其二,明确什么是三者之间的关键良性黏合剂。

    针对第一个问题。要明确素养是主体性因素,是激发自身主观能动性的源头;在环境因素中,资源是相对显性的因素,体制是相对隐性的因素;它们三者构成了相互作用、紧密联接的关系。精准助学必须打通三者之间的正向互动关系,即大学生摆脱贫困所需能力、手段和心理素质的提升有赖于物质、机会和文化资源的直接支撑,同时也需要组织、制度的隐性支撑。

    针对第二个问题。要明确三者之间的关键性黏合剂也是精准助学工作的根本目的是育人。大学生无论贫困与否,虽然生存现状和环境因素有所不同,但他们的最终发展目的却是一致的。教育的目的不仅关涉当下,更要考虑社会未来发展趋向,贫困大学生如何更好适应公民社会建设的需要就是三者之间的关键良性黏合剂。既不能过高要求贫困大学生,让他们有同等机会与非贫困大学生并驾齐驱,这是不现实的;也不能仅从底线层面要求贫困大学生,精准助学不是对他们的怜悯行动;更不能怀有让贫困生感恩涕零的非分要求,精准助学是社会各界对弱势群体的正当合理扶助,不是“恩典”。贫困大学生的人生目标和拼搏精神并不一定差,甚至更强、更高;但是他们对金钱、权力和地位的渴望往往强于一般群体。他们之中的努力奋进者往往不得不在相对狭窄的升迁渠道中变得更为功利,不择手段;失败者往往又对社会产生误解,将失败归因于社会不公平秩序,进而迁怒于他人和社会。他们之中的平凡者常经历着一种逆来顺受的人生体验,生的平凡甚至有些卑微,不敢设想更高的人生目标。所以无论对哪一部分群体而言,公民社会的民主平等追求都应该成为精准助学的关键黏合剂。助学提供的物质、机会以及文化资源应该有助于保障贫困大学生的人格尊严,使他们拥有平等生活的文化氛围,拥有通过努力而能进步的机会。助学提供的教育有公正平等的价值取向,让贫困生的能力提升、手段运用和心理构建向着建设公民社会方向发展,其间虽然有金钱和权力的牵制诱惑,但他们不能被这些迷住双眼,变成欲望的奴隶。助学提供的组织和制度条件,不仅应该为他们提供平等交流的机会,更要对那些区隔平等关系的组织建构和制度安排保持足够警醒。例如,教育中不能设置用唯经济交易逻辑来获得基本教育资源的制度,否则,在经济优势群体取得溢出利益的同时,那些贫困大学生群体也因此受到伤害,培育和构建公民社会的工作也会遭遇障碍。

    3.培育精准助学的内部生态系统

    大学生贫困的源头是多方面的,并且这些多方面因素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互动系统,因此,精准助学工作必须着眼于构建良好的内外部运行系统。对于外部运转系统,高校所能做的多限于协调和促进,主要工作还需由政府、市场和社会机构来完成;对于内部运转系统,高校负有完全责任,要建设一个良好的助学生态系统,具体要求如下。

    (1)财经课程精准引导。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贫困大学生通过兼职打工获得额外收入的机会越来越多。从一些新闻报道来看,部分贫困大学生为了获得必要收入而采取了不正当手段,因此更应该提高贫困大学生的财经意识,这不仅可以使他们对当下处境作出合理解释,避免对他人和社会产生误解,还可以提高他们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能力。建议高校层面或者院系层面能就此对贫困大学生开展财经素养引导,或者开设专门的选修课程,引导、鼓励他们参与其中,实现精准引导。

    (2)教师教学精准指导。受成长环境影响,贫困往往使人在交往方面出现两种比较极端的现象:一是过度的利己主义,通过各种方式尽可能获得发展所需的资源;二是过度的自卑、退缩,人际交往意识和能力较弱。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关注贫困生,针对他们的特点开展课堂和课外指导。对于之前很少接受过教师教育的高校教师,有必要在入职培训时开设专题讲座,或者向他们发放入职手册,通过这些方式引导新入职教师关注贫困生的学习和生活。对于具有一定从业经验的高校教师,在备课、上课和教学反思中更应该有意识地关注贫困生的行为特点,以期实现精准指导。

    (3)心理咨询精准开导。少数贫困大学生对贫困现象和原因缺乏合理认知,甚至将其片面地归因于社会制度,产生仇视社会等严重不良心理问题,这不仅严重扭曲了他们的人格,还可能引起报复社会的极端行为。因此,高校的心理咨询机构应该密切关注和分析贫困大学生的心理状态,针对特殊生源群体进行全方位的心理体检,及时对发现问题的群体或个人给予辅导,做好预防和干预工作,防患于未然,实现精准开导。

    (4)社会服务精准倡导。大学生贫困与家庭贫困有密切联系,高校需要出台措施,倡导各部门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发挥社会服务职能,为精准助学提供智力支持,实现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和家庭生计的紧密对接。例如,师范类高校在师资培养方面应当加强家庭教育指导,从而使学生在未来的教师职业生涯中能有意识地引导和帮助贫困家庭的家长和学生,在素质提升层面实施助学。非师范类高校可以通过学生社团、扶贫项目等方式帮助某一区域的贫困家庭脱贫,在资源获取和素质提升层面实施助学。

    (5)体制建设精准制导。以“政府行政-高校学团-院系学团”为主线的助学体制明显存在着诸多不足,例如非贫困生在资源分配中缺乏话语权,资源筹集者、资金发放者、受资助者缺乏对话平台,师生监督效度不大,重发放不重使用,重资金助学忽视多方位助学等。因此必须在体制方面进行改革,方能对助学工作发挥精准制导作用。笔者认为,应该废除“自上而下的行政管控式”体制,嵌入具有沟通、监督和研究功能的助学项目委员会,同时强化高校纪委问责职能建设。

  

  参考文献:

  

  [1]让每一名贫困学生接受良好教育:教育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N].人民日报,2016-07-10(1).

  [2][3]吴理财.反贫困:对人类自身的一场战争[J].社会,2001,(3):4,6.

  [4][8]司树杰,等.中国教育扶贫报告(2016)[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3,102-103.

  [5]TOWNSEND P. Poverty in United Kingdom:A Survey of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Standards of Living[M]. Penguin,1979:31.

  [6]青连斌.贫困的概念与类型[N].学习时报,2006-06-05(5).

  [7]张新洲.大学生蓝皮书:中国大学生生活形态研究报告(201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10-114.

  [9][10]胡瑞文.教育大发展,钱从哪来?——基于教育投入体制改革的思考[N].人民政协报,2015-11-11(9).

  [11][12]“2016大学生消费理财观调查”出炉,部分大学生生活费使用缺乏规划[N].光明日报,2017-02-19(6).

  [13]教育部.2016年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R/OL].[2017-03-04].http://www.moe.edu.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7n/xwfb_170228/170228_sfcl/201702/t20170228_297543.html.

  [14]OPPENHEIM C. Poverty:The Facts[M]. CPAG,1993.

  [15]聂文娟.高校助学金发放的公平性研究[J].亚太教育,2016,(3):224-225.

  [16]奥斯卡·刘易斯.贫穷文化:墨西哥五个家庭一日生活的实录[M].丘延亮,译. 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4:3

  [17]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1.

  [18]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73.

  [19]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做斗争[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15.

  [20]屈锡华,左齐.贫困与反贫困——定义、度量与目标[J].社会学研究,1997,(3):106.

  [21]沈红.中国贫困研究的社会学评述[M].社会学研究,2000,(2):94.

  [22]李宏斌.家庭出身遗传的秘密,你是沉沦还是逆袭?[EB/OL].[2017-03-22].http://www.sohu.com/a/114456557_467251.

  [23]陈瑾.城市贫困家庭的子女教育与社会排斥[J].山东社会科学,2006,(9):135-137.

  [24]FEIBLENAN J K. The Institutions of Society[M].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56:52.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7,219.

  [26]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译序.

  [27]孟照海.教育扶贫政策的理论依据及实现条件——国际经验与本土思考[J].教育研究,2016,(11):51.

  [28]申小蓉.运用大数据助力学生管理服务精准化[N].光明日报,2016-12-26(11).

  [29]李志杰.美国联邦大学生资助政策分析[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10:106-107.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了解最新的高等教育新动向

       快扫码关注我们吧!!!

  

 

  

初审编辑:

责任编辑:李洪鹏

相关新闻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