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光辉

　　一、《归藏》即古籀

　　《周礼·春官·大卜》云：“（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关于《连山》、《归藏》为何，历代注疏大致有三种看法。其一为杜子春的“《连山》，宓戏；《归藏》，黄帝”说，认为《连山》是伏羲之易，《归藏》是黄帝之易；其二为《郑志》所云的“近师”主张的为夏殷之易说；其三为郑玄的兼取说，其在注《周礼·春官·大卜》时用杜子春的“《连山》，宓戏；《归藏》，黄帝”说，又在注《礼记·礼运》“孔子曰：‘《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一句时，以《归藏》为“殷阴阳之书”。庄述祖对《归藏》的判断，近于郑玄。一方面，庄氏与杜子春的意见一致，以《归藏》为黄帝易。潘祖荫《说文古籀疏证跋》印证了这一点：“（庄述祖）盖以《归藏》为黄帝易也”；另一方面，他也不否认《归藏》是孔子观殷道之书。庄述祖研治《归藏》，正是要挖掘商代圣王的经世之旨。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本发轫于黄帝，可观殷道的书早已经失传。庄述祖说：“隋《经籍志》云《归藏》汉初已亡，晋《中经》有之，惟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孔颖达亦谓《归藏》伪妄之书”。庄述祖要想发挥《归藏》之义，则首要工作是对其进行复原。在《答宋甥于庭书》中，他曾与宋翔凤探讨复原之法：

　　近撰《说文古籀疏证》，颇有心得。窃谓《连山》亡而有《夏小正》，《归藏》亡而有仓颉古文。今就许氏偏旁条例，以干支别为叙次，亦始一终亥，名曰《黄帝归藏甲乙经》。记字正读，意欲以此书与《夏小正等例》，为夏、商之易补亡。

　　黄帝除发明《归藏》之易外，还有两件事情可说。其一，命大扰造甲子。《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获宝鼎，迎日推筴”，张守节《正义》注曰：“黄帝受神筴，命大扰造甲子，容成造历是也”。造甲子即为造天干地支；其二，命仓颉造文字。许慎曰：“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在庄述祖看来，黄帝时出现的《归藏》、文字、甲子三者之间，必有关联。他说：“由文字以求甲子，由甲子以求八卦。知《归藏》纳甲之义，与周易相辅而行”。借着这种关联，庄述祖找到了恢复《归藏》的方法：通过研究仓颉古文推求甲子之义，由甲子之义推求《归藏》之义。在研究商周彝器之文的过程中，庄述祖越来越确信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其曰：

　　余尝致商、周彝器文如震、兑、巽、艮，其字皆取象于月，是殷人《归藏》之卦，亦流传于吉金铭勒。推而广之，一名一物、一动一植，有文字者，悉寓至道于其中，非兵燹所能侵蚀，决可知也。

　　于《复从子卿珊询古文大小篆书》中，庄述祖曾对古文、大、小篆作一区分：“古文、大、小篆之名，始于秦汉之际。古文谓伏生、张仓、窦公、孔安国所献及郡国间得鼎彝古器物铭文；大篆谓《史籀》十五篇；小篆谓李斯、赵高、胡毋敬所造”。依庄述祖，钟鼎之文为古文，秦篆之繁者为大篆，省者为小篆。有时，庄述祖把大篆也看作是古文。其曰“大篆亦古文也，故《吕氏春秋》谓仓颉作大篆，安得大篆之外，别有籀文邪？”鼎彝古器物铭文及大篆皆为古籀，涵摄有《归藏》之义。然困难在于，经秦灭学之后，古籀久绝师传，早已难以辨识。是故理解古籀，又不得不借助小篆。庄氏说：“古籀既亡，建武时大篆一残缺，故舍小篆无可征信”。而详载小篆之书，莫过于许慎之《说文解字》。因此，庄述祖的古文及《归藏》研究，与《说文解字》有着某种无奈的瓜葛。这种瓜葛，集中反映在《说文古籀疏证》一书中。

　　二、古籀与《说文》

　　《说文古籀疏证》本名《古文甲乙篇》，是庄述祖的未竟之作。后虽经其子稚蓂续补，仍不能完成。检庄氏之《珍艺宧丛书》，仅有《古文甲乙篇》目录及义例数条。潘祖荫《说文古籀疏证跋》详细记述了《说文古籀疏证》原稿失而复得，最终付诸梓人的过程：

　　庚申乱后，原稿流转至粤东，为张振轩宫保收得，以归庄氏。甲申春，余奉讳里居，假录副本。凡四册，不分卷，不标目，部首属字颠倒陵杂。取其原目检校之，约存十之四。丛残剩稿，未易卒读。爰属元和管明经礼耕理董之，分为六卷，就所存者重为编目，并附原目条例于后，付诸梓人。虽非全壁，而先生复古之锐意，可借以略窥焉。

　　原稿失而复得后，潘祖荫假录副本，与管礼耕理董之，定之曰《说文古籀疏证》。是书收录于《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然若仅以小学概之，亦浅之乎视庄述祖。于《说文古籀疏证序》，庄述祖明确表达他研究古籀的志向是“冀以通古今之变，穷天工之奥，辨万物之情，成一家之学”。所谓的“成一家之学”，即“想利用所剩无几、真假掺杂的古籀文，整理出距今千年前又属传说成分居多的《归藏》经”。

　　《说文古籀疏证》中，附有庄述祖《古文甲乙篇》的《原目》和《条例》。据《原目》及《条例》，可观庄氏的古籀研究与许慎《说文解字》之间的微妙关系。许慎《说文解字叙》曰：

　　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为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知化穷冥。

　　始“一”终“亥”，许慎依偏旁分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为五百四十部。然在庄述祖看来，这种分法没有把握仓颉造字的要指。其曰：“（《说文》）据形系联，不以甲子，但据篇旁，亦有不得已而然者”。是以庄述祖对古籀文的排列，弃许慎之偏旁而采用甲子：

　　《鹖冠子》云：“仓颉作法，书从甲子”。今即许氏偏旁条例，正以古籀。自甲至亥，分二十二部。条理件系，触类引申。至赜而不可恶，至动而不可乱。

　　观《说文古籀疏证原目》所列之“凡首条例”，分别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部，此即庄述祖所谓的“自甲至亥，分二十二部”。 基于对古文、甲子、《归藏》三者关系之观察，庄述祖变许慎的始“一”终“亥”为自“甲”至“亥”，以排列文字。

　　此外，在解说某字时，《说文》以篆文为主，合以古籀。即许氏所云：“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征，稽撰其说”。而庄述祖要探求的是古文之奥义，是故变更了此一叙次，先古籀而后小篆。庄述祖说：

　　说文以古籀合篆文，是编以篆文从古籀，其叙次不能不为稍变。故先叙古文，次籀文，次篆文，然后解说其义。先叙许氏本义，次采诸家说，次附所见，用许氏《五经异义》例以谨按别之。

　　庄述祖认可的古籀文，主要包括彝器文、说文古籀、魏三字石经、石鼓、汗简及古文四声韵中所载信而有征者。大多数情况下，庄氏用钟鼎文概括之。于《说文古籀疏证》中，庄述祖把这些文字放在小篆的前面，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以钟鼎校《说文》，非以《说文》校《说文》”。

　　虽然庄述祖指出，他的《说文古籀疏证》与许慎的《说文解字》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在具体的表述中，又无法完全脱离《说文解字》。是故庄氏不无遗憾地说：“是编虽以古籀为主，古籀所无，则以小篆弥缝其阙”。究其原因，一方面，钟鼎文真假掺半，难以辨识。庄氏说：“拾掇于钟鼎彝铭文，又往往出于橅篆者之手”，又说：“钟鼎有橅篆之失，有传写之讹，有古器之赝”。另一方面，庄述祖所得钟鼎文的拓本数量有限。其曰：“初意欲尽编彝器文为一书，而所得拓本甚少，多从橅本录出，往往有与小篆无异者。及得拓本覆校，乃大不然，故不敢自信”。

　　三、从“为夏、商之易补亡”到自居“许氏功臣”

　　本来，庄述祖研究古籀是为了发掘《归藏》古义，但在实际的论述中，却偏离了这个方向，转而通过正“篆体之误”，以“许氏功臣”自居。庄述祖说：

　　证钟鼎文，所以正篆体之误。若舍《说文》而言钟鼎，是弃规矩而言方圆也。今采钟鼎文有可与篆文相发明者，备载其同异而论列之，不使唐以后如李阳冰诸人所臆改杂厕其间，庶可为许氏功臣与。

　　又《复从子卿珊询古文大小篆书》云：“余所述《古文甲乙篇》，如此类者，皆以古籀文定之，冀为许氏拾遗补缺”。由最初的要“为夏、商之易补亡”，到最终给许氏拾遗补缺，作“许氏功臣”，其落差不可谓不大。可见“成一家之言”，决非易事。以至于李慈铭在读庄氏之《说文古籀疏证》时，就产生了某种“误判”。李慈铭说：

　　其书（《说文古籀疏证》）专取钟鼎古文以补《说文》，分“甲”至“亥”廿二部，以统诸部。其义多不可解，如甲部先以一、二、三、亖、上、王、正、示诸部，是也。而示下系以衣部，是何说也？钟鼎多赝物，又传橅多失真，读者亦以意说，庄氏条例中亦自言之，而据此以正秦篆之失，追颉史之遗，大率支离缪悠，凿空可笑。然庄氏本深通经学，思力勤邃，其引据纷纶，亦往往解颐，千虑之得，未始不有裨小学。

　　李慈铭说庄述祖的《说文古籀疏证》“专取钟鼎古文以补《说文》”，“据此以正秦篆之失”，“未始不有裨小学”等等，并没有把握到庄氏的真正意图。或者说，“专取钟鼎古文以补《说文》”，“据此以正秦篆之失”，只是庄氏研治古文字中次要的、附属性的工作。在庄述祖看来，赵高造小篆，掺入了严刑酷法的东西，其言：“《史记》云赵高教胡亥书及狱，高之书即高之狱也。其意欲以渐渍其心，使不觉其惨毒。若以为理，固当然也”。此外，汉代以后，有大量彝器出现，虽真假杂糅，但许氏无法见到。是故正秦篆之失，为许慎拾遗补缺，当然有其必要性。只是最后次要的工作变为主要的工作，未尝不是一件憾事。

　　事实上，庄述祖也早已经预料到，终其一生难以完成由古文推出《归藏》古义这一宏愿。在《答宋甥于庭书》中，他希望宋翔凤、庄卿珊能继续他的事业。其曰：“意欲以此书与《夏小正等例》，为夏、商之易补亡，未知能竟其业否。如精力不继而中辍，尚望吾甥（宋翔凤）与卿珊续成之。炳烛苦短，无可寄闻，特以此博吾甥一拊掌耳”。在《复从子卿珊询古文大小篆书》中，庄述祖亦向庄卿珊表明此番心意：“钟鼎不比五经古文有师相授受，今以一人通其读，窃恐斯事难专。况学植荒落，久病善忘，其不能卒业，可以逆料。幸吾侄有同好，他日可为去其穿凿，广其陋略，删其复重”。然宋翔凤、庄卿珊最终也没能达成庄述祖的心愿。台湾学者钟彩钧教授则进一步指出，即便达成所愿，也没有多大意义。钟彩钧教授说，庄述祖的古文字学研究“反映出他不但崇古，且欲上探天人之际，在质实的乾嘉学风中，表现出哲学家的倾向，虽然他的企图不可能完成”。并自注说：“《说文》偏旁次序就算真反映了哲学思想，也是许慎或其时代的哲学”。笔者同意钟彩钧教授的这一看法，不过，或可从另外的角度观察庄述祖《说文古籀疏证》的价值。

　　四、辨伪与今古之争

　　其一为辨伪。江藩之《国朝汉学师承记》首列阎若璩，依江氏，阎若璩为整个清学精神的发动者、代表者，此一精神正是辨伪。梁启超评价阎氏《古文尚书疏证》时说：“以吾侪今日之眼光观之，则诚思想界一大解放。后此今古文对待研究，成为问题；六经诸子对待研究，成为问题；中国经典与外国宗教哲学诸书对待研究，成为问题。其最初之动机，实发于此”。王俊义教授亦认为这是贯穿清代学术史的基本方法

　　至于清人所操辨伪之方式，林庆彰教授以阎若璩为例，总结有如下数种：从书籍之著录、篇数考辨；从佚文证伪；从抄袭古书字句和文意处辨别；从礼制、官制、历法、地理等证伪；从伪书的文章考辨等。然从古文字的角度对典籍进行怀疑，则是庄述祖的重要特色。其曰：

　　六经遭嬴秦之厄，幸而得存于今，其无缺误者盖少。盖《毛诗》最古，《仪礼》、《周礼》次之，《礼记》次之，《公羊春秋》次之。其余若《周易》、《尚书》、《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则多晋以后之俗字矣。《论语》尚多古字，《孝经》、《孟子》、《尔雅》大底为后人妄改，而《尔雅》亦非完书，其羼入者更复不少。《大戴礼记》残缺，《逸周书》无善本，《管子》、《墨子》、《庄子》、《荀卿子》、《孙子》、《楚辞》、《吕氏春秋》、《战国策》皆周秦古书，间有可采。西汉诸子《淮南鸿烈》本最佳，以其为汉人解汉人书也。凡古字古音皆有裨于六书之学，悉篇卷过隘，不能尽载耳。

　　以古字古音是否有裨于六书之学为标准，庄述祖把西汉之前的典籍分四个部分加以评判：五经中，《毛诗》、《仪礼》、《周礼》、《礼记》、《公羊春秋》多古文，《周易》、《尚书》、《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多晋以后之俗字；除五经之外的十三经中，《论语》多古字，《孝经》、《孟子》、《尔雅》为后人妄改；周秦子书中，《大戴礼记》残缺，《逸周书》无善本，《管子》、《墨子》、《庄子》、《荀卿子》、《孙子》、《楚辞》、《吕氏春秋》、《战国策》间有可采；西汉诸书中，《淮南鸿烈》本最佳。庄述祖所谓的“多晋以后之俗字”、“为后人妄改”，即是在怀疑经典文本的纯正性、可靠性。有意思的是，庄述祖以《春秋》三传中《公羊春秋》多古文，正好与传统的《公羊》为今文、《左氏》为古文之理解相反。由此，可引出今古之争的话题。

　　其二为今古之争。皮锡瑞言：“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马宗霍亦言：“所谓‘今文’与‘古文’，皆指文字的字体而言。所谓‘今文’，指秦末出现的隶书，所谓‘古文’，指先秦之篆文”。依“子夏传与公羊高，公羊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的授受体系，《公羊传》传文至汉初才以隶书写就，故属今文经。《汉书·刘歆传》云：“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又徐彦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汉时谓之古学”，则《左传》中多古文明矣。即使操今文的皮锡瑞亦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左氏春秋》古经胜于《公羊》、《穀梁》”。庄述祖何以视而不见，反道《公羊春秋》多古文？

　　究其原因，乃在于三传之中，庄述祖对《公羊》持肯定态度，而这种肯定态度无疑承自其世父庄存与。庄存与于《春秋正辞》中，多次褒《公羊》而抑《左传》。譬如“《公羊》家有所受之，彼徒据左丘，经将以何明之？经鲜不乱，传且失之诬矣”；又如“《公羊》奥且明矣，不可不学，《谷梁》、《左丘》眊乎瞽哉”。不同的是，庄存与对《公羊》与《左传》高下的评价，多从经、史的角度立论。而庄述祖对于《公羊》与《左传》高下的评价，则是从文本的纯正性，即是否有后人私改、误写立论。庄述祖说：

　　《左氏春秋》经刘歆私改者，如“壹戎殷”改“壹”为“殪”；经杜预误写者，如“不飧”读为“不夕食”，此皆不明古义。刘之逞臆虚造，杜之袭陋传讹，其失一也。至若“舟鲛”为“舟渔”，……《说文》犹有可考，至晋以后古人无善本。

　　依庄述祖，《左传》曾经刘歆的逞臆虚造，杜预的袭陋传讹，又夹杂着晋以后之俗字，是故其可靠程度不及《公羊》。通过研究古籀，庄述祖发现《左传》中有刘歆“逞臆虚造”之处，实开启了后来诸如刘逢禄、廖平、康有为等人攻击刘歆作伪的先声。

　　庄述祖的《归藏》学研究，可用“知其不可而为之”来形容。这一由古籀偏旁推求《归藏》古义，由《归藏》古义推求商代圣王经世之志的追求，最终也成为绝响。即便如此，其也有重要的意义。《论语·为政》篇云：“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殷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依照公羊家的理解，孔子制作《春秋》，是建立在损益前代礼乐制度之上的。那么，理解《春秋》之旨，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春秋》本身，还应该照顾到前代文献资料，尤其是那些曾为孔子所取法过的。又《礼记·礼运》篇云：“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庄述祖把孔子观夏道的书定为《夏时》，把孔子观殷道的书定为《归藏》，转而投身于《夏时》与《归藏》的研究。就庄述祖的《归藏》学观察，其把《归藏》与古籀联系起来，试图从古文字中找出《归藏》的奥义。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庄述祖的愿望最终落空。不过，从辨伪与今古之争的角度看，正是在古籀的研究中，庄氏迸发出越来越强烈的今文经学意识。为后来的刘逢禄、宋翔凤进一步发挥提供了可能。潘祖荫说庄述祖的古籀研究“虽非全壁，而先生复古之锐意，可借以略窥焉”。或可套用此句话说，庄氏的《归藏》学“虽非全壁，而先生通三统之志，可借以略窥焉”。

　　本文转引自王光辉《三代可复：常州学派公羊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