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那个全民的心思都日夜辗转在裹腹的年代，饥馑也在我成长岁月里投下了的尾影。

　　我六岁那年，父亲因肺病住进医院。母亲只给家里留下一袋口粮，其余的全卖了给父亲抓药，又用陪嫁的玉镯换回二十斤大米给父亲养身子。离秋收还差一个来月，家里断了粮，弟弟饿得又不会走路了。我就瞅着母亲去医院的空儿，游过河从生产队地里偷偷掰些挂浆的玉米回来啃着喂弟弟。没几次，就被母亲发现了，她狠狠地打我，一边打一边哭，洒了我一脸一身的泪。这是母亲第一次打我，也是唯一一次。

　　其实那个时候，偷挖几个红薯、掰几棒子玉米接济饥荒，是常有的事，乡间称作“啃青”，大家态度上还是宽容的。每次母亲看到有人“啃青”，都别过脸扯着我绕着走，像什么都没发生。有次我向母亲说，那个小伙伴偷吃豌豆，舌头都绿了，谁谁偷烤红薯，脸吃得像个花猫。小孩子脸上藏不住事，我告别人状时，嘴角的口水又把我出卖了。母亲严厉教育我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人穷不能短志气，还说学好千日、学坏一时，人家是人家，你是你，以后离他们远远的。母亲没有文化，说不出“饿死迎风站，不侵一穗谷”之类的话来，挂在嘴边的多是“偷人针，拿人线，长个‘厥眼’给人看”之类的俚语。

　　我上小学后，温饱还是无虞的，但“饱”并不代表“不饿”，真正解饿是要油水的，没有油水，照样饿，姑且称之为“饥饿感”吧。“饥饿感”直接的表现就是“馋”，对孩子来说，对荤腥的贪恋，是入骨的勾痒。荤腥主要来自沟塘，黎黑色的螺丝、须爪妖娆的青虾、柳叶状通体透亮的各色小杂鱼，是孩子们解馋的佳肴。捉到小鱼小虾，不剖不择，随手掐片荷叶缠裹，捡来砖头瓦块就地支灶生火。等荷叶外层烤至焦糊，清腥的香气从缝隙里飘溢而出，像伸出的一只只小手，撩人胃蕾。

　　后来分田到户，河塘沟渠因难以切割而“公”着。“公”自然有“公道”，除了每年集中组织一两次捕捞外，平时村民谨遵“河规”：一是不用制式的渔具，钓钩、网罩、罾罟、渔笼均在禁止之列，徒手是最无异议的，因而练就了一批民间摸鱼高手；二是只能捉野生的杂鱼，公家放养的青草鲢鳙属禁止之列，长大的杂鱼也要归公的，比如黑鱼，这种处于食物链的高端的鱼类，人们是不会放养的，但一旦长大，抓到后就要放归河里，这就是那时的公私界线，泾渭分明。

　　人人有着一颗羞恶心，又都有一个臭皮囊。当饥肠咆哮或馋虫肆虐的时候，羞耻感便会让位于臭皮囊，“人”就退化到成了“物”，这是一条黑鱼带给我的体验。

　　村口西南有一片低洼地，村民叫它大滩，大滩因水浅，是孩子们的夏日乐园。那天临近正午，大滩里的水晒得有点烫脚，我上岸后躺在柳树下睡着了。梦里母亲吆喝我回家吃饭，饭桌上摆着一条香喷喷的黑鱼，我刚要动筷，黑鱼却突然张开了嘴，狠狠咬住我的手不松口。我悚然惊坐，突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一条黑鱼跃出水洼正趴在不远处的滋泥里。我箭一样“嗖”地冲过去，它艰难地翕动着腮鳍，吐着泡沫，延口残喘着。与惯常所见的黑鱼不同，这条黑鱼脊背呈秋草样的青黄，腹部灰白且异常饱满，凸起的弧线似一轮弦月。它是位等产的母亲，由于水位下降，它失去了盘根树、砂礓窝等硬质的排卵地。憋着一肚子籽无处可甩，水又热得难奈，它只好用尽最后一丝力气逃离出水，不问生死。

　　一个终年难见荤腥的少年，面对天赐的如此肥美的尤物，诱惑无疑是巨大的。那个年代，“公家财物不能私有”是刻进骨头里的“天条”，我抱起黑鱼，想到被发现后周围人的指指戳戳，想到父母的痛斥与责打，极不情愿又无奈地把它放回水中。几分钟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再次发生，那条黑鱼又跃出了水面，落在我的脚旁，奄奄一息。这次臭皮囊彻底成了主载，所有条条框框和羞耻感瞬间分崩离析。带走它，我很快为自己找到了充分的遁词：这是天意，是它自己蹦上来的，何况我已放走它一次，我不带走它，它也会死掉的。

　　不像平时摸点小鱼小虾，随便烧烧燎燎即可下肚，这么大一条黑鱼，到哪里去做呢？去自己家、爷爷奶奶家或者亲戚家，无疑是自投罗网，断然不行；送村里其它人家，怕也没谁敢收留，毕竟黑鱼和我都是“有主物”；对，去村东头张奶奶家，她是村里的“五保户”，我家每次改善伙食，母亲总要盛碗饺子或撕个鸡腿差我送过去。

　　事情很快就败露了，我想这事肯定是要“上会”的。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极其严格，方式也特别——开“家务会”。后来我当兵到部队，才知道有个会议叫“班务会”，还写入了条令条例。父亲曾经在部队服役八年，当了七年的班长。“家务会”无疑是“班务会”的家居版，他自然驾轻就熟。果然不等母亲提议，父亲先开了口，说晚饭后开会。那天，父亲没有惯常的武声大气，也没有淡薄功名利禄、视金钱如粪土之类的豪言壮语，只平静地说公是公、私是私，不是自己的东西，大风刮来的不要、浪头打出的不捡、来路不明的不沾，外财不富命穷人，“贪”字没牙吃良心。他是说给我们听的，也像是说给全世界听的。父亲的话矫正着我人生航向，也带给我钙质和自制的力量，成为我的一生恪守不渝的信条。（作者：王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