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村民张明彩向本报记者反映，他老家在苍南县大渔街道渔岙村，四代15人居住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危房。从2006年开始要求审批建房，可报告打了十几次，镇里跑了50多次，打过市长、县长热线，审批要求了7年多都没结果。
浙江省国土资源厅每年给县里安排10%左右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专项用于农村个人住房建设，来解决农村个人住房困难和无房户，那么这用地指标去哪里了呢？本报记者前往苍南调查。□记者谢国林
日前，村民张明彩向本报记者反映，他老家在苍南县大渔街道渔岙村，四代15人居住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危房。从2006年开始要求审批建房，可报告打了十几次，镇里跑了50多次，打过市长、县长热线，审批要求了7年多都没结果。（3月23日《现代金报》）
对于农民住房，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一户一宅”。如果严格执行，“15人蜗居20平米危房”就不会成为新闻。而事实上，在当地，如果按照每年10%左右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专项用于农村个人住房，再加上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等项目的延续，也是基本上能满足农民居住需求的。但如此寒酸又心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而且一拖就是七年。行政效率之低下，令人寒心。
按照当地国土部门的说法：每年有用地指标分配给镇政府，“2013年苍南县新增建设用地862亩”。但当地镇政府却称“镇里没有建房用地指标”。显然，互掐的双方，必有一方说了谎。谁在谎言？很容易戳穿。但在戳穿之前，我们依然还有话说。
住房事关农民切身利益。是不是需要建房？谁说了都不算。必须经过申请审批等严格程序。这个权限掌握在国土部门。国土部门下拨指标，必须在法律框架下对照申请户，“按需分配”，而不是一刀切地打包笼统划拨给地方。“县里每年都有用地指标分配到每个乡镇，而每个乡镇怎么安排这些指标决定权在乡镇”，就是问题所在。表面看，这是权力下放的必然结果，但实际却是推卸责任的托词。一者，权利一旦经过权力之手倒腾，那么，就必然会出现这种该拿拿不到的情况发生；二者，下放权力是现实之需，但绝不是这种玩法，放权之后更要有监管。一发了事，不闻不问，不管不顾，一旦地方滥权，指标岂能不旁落他人？这才是问题的症结。
而最大问题，显然在于，权利观念之淡漠。农民为建房奔波七年，地方政府总是以忙碌一推了事。试问：到底啥事比农民的急事难事烦心事更重要？如果是自己的事或者是自家亲戚的事，会当如何？假如是百姓违建，又会如何？某些官员之所以有些事忙起来慢腾腾，有些事“上心”起来火烧眉毛，说白了，还是脑子里没有公仆意识，没有把百姓的事放在心上，缺乏“焦裕禄精神”。“私”字当头，“利”字为先，又如何责怪那些迫不得已的违建农民？当初乌坎征地危机如此，最近的平度征地危机亦如此。可以说，七年漫长申请路，是权力冷漠之痛，更是权利不彰之殇。这才是问题中的问题，症结中的症结。
“20多年没有审批过宅基地”，现在看来，不是没有人申请，而是审而不批。农民建房指标被“乾坤大挪移”了，派上了其他“大用场”。所以，对于862亩已经分配的土地，到底去向了何处？是“关照”了某些企业，还是变成了房产项目用地？亟待纪检部门介入彻查。切不可将农民逼到井下了、涵洞中了，甚至出了大乱子，才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文/晴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