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傍晚，村民们忙完农活回家休息时，郯城县杨集镇农民电影放映员刘思连、谢印红夫妇却刚开始忙活。
“他俩大部分的生活都属于黑夜，用电影给当地村民带来无限的欢乐……”曾有人这样形容夫妻二人的光影路：30多年如一日奔波在全镇64个自然村，行程超过10万多公里，放映电影达2万多场次。
“农忙怪累，给大伙放放电影解解乏”
进入夏天以来，每逢傍晚时分，一部名为《农村饮水卫生》的科普影片在郯城县杨集镇多个乡村热映。
“原来凉开水过了24小时就不能喝，里面有细菌了，喝了会生病。”在杨集镇大滩村，村民马举常边看这部影片边告诉身边的家人。“回去和大人孩子都说说，可得注意。”
播放这部影片的放映员是杨集镇大滩村村民刘思连、谢印红夫妇。“这段时间，大伙家里农忙，都感觉怪累，给大伙放放电影，解解乏、放松放松。”刘思连说。
今年50岁的刘思连是一名老放映员，在谈到放电影的初衷时，他说：“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那时村里没电，也没有电视，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
刘思连的父亲也是老放映员，父亲当年到各村放电影，年幼的刘思连就爱跟着，帮助抬机器、挂幕布、接电源，久而久之就迷上了电影，也迷上了放电影……在刘思连看来，“让群众看到一部好影片，是咱放映人的职责，群众满意了，咱也就知足了。”
“刘思连、谢印红这个农民夫妻电影队对乡亲们的感情太深了，上午忙完农活，顾不得歇息，就要整理电影设备，与上级电影部门协调片子，天一擦黑，放映设备调试妥当，准时放映，群众只管搬个凳子就能看到精彩的电影。”大滩村干部刘太水有感而发。
丈夫痴迷放电影，妻子成为好搭档
聊到深处，刘思连夫妇也讲述起自己30余年的放映经历：1980年，刘思连初中毕业后被当时的杨集公社选用为一名放映员，经过3个月的专业技能培训，开始了电影放映生涯。
当时，各村都没有通上电，可放电影需要发电，刘思连和其他两位同事用自行车带着发电机、电影机、电影片，四处为群众放电影，后来两位同事因各种原因放弃了这项工作，放电影的担子就压在了刘思连一个人的肩上。
“上午忙完农活，下午就整理电影设备，天一傍黑就用地排车拉着设备到放映点准时放映。”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刘思连心里五味杂陈。
“那时条件差，没有通讯设施，交通工具只有上级配发的自行车，上县城拿片子、送片子来回的路程，得骑3个多小时。在村里放映前，要搭架子、架银幕、调机器、发电、扯线，工作间隙要导片子，放映后要收拾机器设备，常常忙到深夜，饭吃不好、觉睡不好。”
1985年9月，刘思连和谢印红结婚后，依然一心扑在放映事业上，常常上午在田间劳作，下午摆弄、调试放映设备，傍晚随便扒拉几口饭便收拾设备进村放映，成了村里少有的“大忙人”。
看着丈夫刘思连如此痴迷于放电影，谢印红也开始慢慢地接受和理解了，并热心支持刘思连的放映事业。无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谢印红一直跟着刘思连到各村放电影，扯幕布、调机器、搭架子……这些对于谢印红来说，早已轻车熟路，夫妻二人配合默契，成为名符其实的“黄金搭档”。
下一步多放科教片，传递正能量
“放电影在别人看来很风光，但个中滋味儿只有自己清楚。”谈起与丈夫一起30余年的放映生涯，谢印红感慨良多。当时，刘思连的工资并不高，每月只有30多元。尽管工资不多，但刘思连工作起来劲头儿很足，从准备放映、到放映结束，群众散去，常常要忙活到深更半夜，回到家腰酸腿疼。
“这些倒没什么，要是遇上恶劣天气更遭了。”谢印红说，记得有一年夏天，夫妻二人到与鲁苏交会的十三甲村放电影，放映就要结束时，突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俩人被雨浇成了“落汤鸡”，等用地排车拉着放映设备，踏着泥水到家时已是凌晨2点多。
回顾30多年电影放映历程，刘思连也感慨道：“现在条件比以前强多了，以前拉着地排车、骑着自行车放电影，现如今是开着电动车、小汽车放电影，放映的设备也更新换代，电影放映机从胶片机变成了数字电影放映机，不仅图像清晰，还配上了双音响，片源也更加充足，村民们想看什么影片，就放什么。”
除了放映设备方面的变化，如今的农村娱乐形式多样化，每场电影的人数已达不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时的上千人，每场只有百来人，最多时也不过几百人。但刘思连还是精挑细选村民们喜欢的《焦裕禄》、《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杨善洲》等教育片，配上科技种植、养殖知识、科学生活常识等科教片，深受老百姓的欢迎。
“只要老百姓喜欢看，只要老百姓需要，只要能让更多的老百姓增长知识，受到教育，俺们夫妻俩再苦再累也要把放映工作搞好。”说起对未来的打算，刘思连满怀希望，“俺琢磨着，多到上级电影部门跑跑腿，多找一些革命教育片、科教知识片放放，来弘扬社会新风尚，传递社会正能量。”
记者 周广聪 通讯员 李井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