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成为一件国家大事，不再是一群文艺工作者凑在一起的一场晚会。洪民生慢慢发现自己多了一重身份，春节联欢晚会的把关人。
如果是为艺术把关，洪民生当然是会欣然承担。
1985年春晚，因为黄一鹤追求创新而使场面失控，节目超时快5小时临时截取3小时内容；发行的工行纪念券被指借机牟利；刚刚回国的演员陈冲在台上的一句“你们中国人”更是引起观众不满。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里向全国观众道歉。
洪民生则到22家地方电视台一家一家去做检讨。他站在台上说，“你们挨骂都是因为转播了我们做的春晚，我要跟你们道歉。”
洪民生本来已经做了卷铺盖走人的准备，但他没想到，台里不但没有将他革职，还提拔他做了二把手，并继续负责春晚工作。
留在央视的洪民生必须做他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成为春晚的把关人，“这完全和艺术无关”。
把关的第一步，洪民生就给春晚提出了很多细碎的规定。比如，春晚所有节目甚至直播时要说的每一句话必须经过他审核；现场演出的时间和彩排时间误差不得超过30秒；港台演员挑选要向上级报批等等。
这之后慢慢演化出了一套延续至今的春晚审核、彩排流程。1989年，春晚审查的规格上升到由政治局委员出面。1992年，洪民生离开中央电视台时，这套流程复杂到节目要通过5审才能上春晚，被称为“过五关”。
在央视的最后几年，洪民生这个把关人也仅仅是一个问题汇总者，他要听从太多部门的指挥。他能做的就是为最大限度地保留艺术打一些擦边球。
正式审查最少两次，工、青、妇、少数民族、解放军等代表都会来参加决策会，每一个部门都会给洪民生提意见。
洪民生当然有应付这些“临时领导”的法门，春晚审核节目前，洪民生都会主动给中央书记处书记李瑞环打电话报节目，把他觉得可能会引起争议的点提前讲出来，问书记可不可行。
到现场审查的时候，李瑞环已经首肯，各个部门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除了春晚，元旦晚会前，洪民生也会提前向领导汇报。
1989年元旦晚会前，洪民生给李瑞环打电话请示，姜昆的相声《特大新闻》里有“天安门广场要改农贸市场”的说辞，姜昆要在天安门摆地摊卖炸糕。洪民生问：“可以在天安门摆摊么？”
李瑞环说，“天安门摆地摊可以在相声里想象一下。办晚会就是要让老百姓开心，你们放心，有什么问题，我给你们担着。”
1992年，洪民生在任的最后一年，他向李瑞环汇报了当年春晚的节目后，两人又谈到了《特大新闻》，李瑞环对他说：“洪民生，我发现了，你都是在我这儿打擦边球。这个擦边球只要打好了就是好球啊。”
洪民生激动得一下子承认了自己的小心思，“您说到我心里去了。”
可是，不是每个球他都能打得好，“打到界外的多过好球”。
退休后在家钻研书法的洪民生依旧关注着春晚，他喜欢看别人打出的好球。
1994年黄宏、侯耀文的小品《打扑克》是30年来洪民生最喜欢的语言类节目，把官场里大官压小官讽刺得淋漓尽致。
“讽刺现实是相声小品的生命力所在”，洪民生把关春晚的十年会给每届春晚总导演提要求，每年至少有两个语言类节目是针砭时弊的。“能不能过5关要看打马虎眼的本事和造化，但是做不做是责任和良心。”
可是渐渐地，洪民生越来越见不到让他觉得痛快的节目，舞台一年比一年漂亮，但节目仅仅是每年变一下形式，内容却没进步。“尤其是最近五年，路子不对，老百姓过得还很苦，春晚却一直在歌功颂德拍马屁。”
退休后的洪民生养成一个习惯，每年都会去看春晚彩排，多少提一些意见。有一年，洪民生给总导演打电话：“千篇一律的宏大，这种思想一定要改一改，百姓需要现实。”
这位总导演很无奈地说：“洪老，上面的比我们胆子还小，我们是想冲冲不上去啊。”
洪民生知道总导演们的压力，后来也就不再给他们提意见了，“导演们心里跟明镜似的，我的意见都是在为难他们。”
几年前，台里组织干部去五台山旅游。到了庙里无论老少扑通跪倒一片，虔诚地叩拜，嘴里还念念有词。洪民生成了唯一站着的一个人，一时间他愣住了。
“跪在佛前的都是党员，节目里歌颂完伟大的祖国，然后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信仰”，洪民生说。
那一刻，他忽然想起退休前有一次到日本访问。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同行去请邓丽君回国演唱。邓丽君却说：不想来，因为她是有国民党背景的。
当时洪民生信誓旦旦地跟同行说，现在政治氛围已经开放了，总有一天邓丽君可以回国登台。可他万万没想到，邓丽君竟然一生都未被获准到大陆演出。
谈及如今的春晚，洪民生就会感伤从前。他和电视同行用十几年时间一点一点挤开裂缝，紧闭却只在一瞬间。
在洪民生的年代，春晚追求的是百花齐放，而电视人的信仰是万家争鸣。
(责任编辑：郑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