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能容纳109901名观众的美国密歇根体育场，在北京时间8月3日涌入109318名观众，而球场上却只是一场国际冠军杯曼联对皇马的热身赛。这创造了美国足球史上单场足球赛的最高上座率，甚至超过了美国“春晚”超级碗的观赛人数，10万人齐喊“C罗”的场面，让人感慨“曾经的足球荒漠如今热情似火”。
心生感慨的人中，有刚刚运作完法国超级杯的合力万盛董事长王辉，“皇马对曼联这场比赛，10万张门票到6月便销售一空。” 但当美国球迷还在为C罗呐喊时，大洋彼岸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外，还有散落在地上的法国超级杯球票。这场由巴黎圣日耳曼队出战甘冈队的职业赛事，在开赛前，580元的球票被以20元廉价销售，这让赛事运作方有种说不出的无奈。
可对于经历过2011年、2012年豪门中国行高峰的球迷来说，让他们失落的是，这等级别的赛事无声无息间“消失”了不少。1994年，意甲桑普多利亚拉开豪门来华的序幕，但欧洲豪门与中国的缘分却一直没能再续，直到2003年皇马中国行凭借豪华阵容及中国队征战世界杯余温未散，大获成功的案例让不少豪门纷纷效仿。2011年开始，不少豪门趋之若鹜，2012年更有阿森纳、拜仁、曼城、那不勒斯、国际米兰和尤文图斯等多支豪门纷纷来访。但好景不长，去年夏天，仅剩下中国和巴西两国的“元老赛”上演，今年的法国超级杯或许也成了唯一拿得出手的大赛。
“2003年，皇马中国行之后，很多来国内举办的都是商业色彩浓重，趁球队比赛间歇期来海外‘圈钱’的比赛，和真正的足球赛事不太一样。”在王辉看来，当球星效应爆发过后，习惯了明星与豪门的球迷就需要新的刺激了。2009年，王辉将意大利超级杯引入中国，“对纯商业赛，观众已经不感兴趣，职业赛事落地中国市场，将豪门来华推向新的历史高度。”明星真刀真枪的对决引来火爆的社会反响，2011年意大利超级杯，米兰德比在鸟巢上演，“场馆周围及地铁站到处都是球迷，很多球迷都是从外地赶来。”王辉记忆里的那个好时候“像过节一样”，那场比赛创造了近8000万元的票房，“很难再有比赛超过这个了”，即便是豪门云集的2012年“热度都比不上”。
盛极而衰的案例紧接着上演。去年，巴萨、阿森纳和AC米兰都曾有访华的打算，但在与中方组织者的操作过程中，都出现了因出场费未能及时到账，或未能全额支付导致赛事取消的尴尬情况。这徒然的萧条在王辉看来，并不是欧洲豪门放弃中国市场的表现，“影响豪门前来的真正原因，不是他们放弃，而是中国的办赛公司不去争取了。”
在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体育经济与产业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肖淑红看来，这样的比赛充斥市场不一定是好事，此前很多赛事，受奥运效应影响，运营方没搞清商业比赛的运作方式便盲目引入，反而亏损不小，“并非举办体育赛事就对城市发展有益，这样的赛事少了，也许表明运营商和赞助商考虑问题更理性了。”
王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公司支付国际差旅费、场馆、安保等各种费用需要几百万元，赛事级别高一些的落地费就要上千万元，目前，如皇马这样的俱乐部，其出场费大约在税后250万～300万欧元，“除了这笔出场费，我们还要额外承担400万元的税费，可这是成本而非利润，为何要征税呢？”同时，尝到甜头的豪门，出场费纷纷上涨，这使得“很多公司的积极性开始下降”。
这种积极性在寡淡的收益面前降至零点。通常情况下，赞助商、门票和电视转播权是商业赛事的主要收益来源，在电视转播收益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国内此类赛事则主要依靠赞助商和门票。可“中国足球市场的赞助体系太幼稚，很多公司没有培养品牌的意识，企业很少有长期打算，大多数是临时赞助商。”王辉坦言，要没有找到大额赞助商，“肯定会赔”。至于门票，王辉无奈地表示“很多比赛，我们还没正式对外售票，淘宝上已经挂出打折票了。”而这一切，仍在无人监管的处境下成为常态，“很多公司不愿再承受风险，风险意识倒是提高了。”
眼见曾经的“足球荒漠”美国凭借成熟的职业体育操作模式，将国际冠军杯打造成足球豪门眼中的“香饽饽”，王辉表示，现在的中国运营方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美国运作体系非常成熟，他们有完善的电视转播体系、赞助体系和观众市场，想做一个商业赛事并不难，做好电视版权，钱就能回来大部分。”此外，在合同和操作上，“通常签在三年以上”，国际冠军杯和俱乐部履行的是长期合同，一支球队赴美一次至少打三四场比赛，“如果按200万欧元一场算，一次打3场，通常450万欧元也会答应，而且路费上也能节省不少。”
这样的“国际冠军杯模式”只能成为参照的样本，在没有赞助商、转播体系保障的情况下，王辉不敢承担长期合同的风险，即便“现在签下来以后三五年都受益”，仍只能“签一场、找赞助、找门票”。当电视转播在国外能占到收益的一半以上，在国内却成为公司推广赛事的成本时，王辉坦言，“我原来想成为最早引进职业赛事的人，赔本赚吆喝也算了，但后来投身进去，才发现我要算的帐太多了，怎么算都不合适。”
但王辉也清楚，中国的商业赛事市场“不是临时抱佛脚就能解决的。” 当成本无法改变时，肖淑红建议从实现功能的维度上进行考虑，“加工的东西不能太简单，需要从赛事如何满足更多群体的需求去考虑。”跌入谷底并非没有反弹的可能，“就像要把一棵白菜做出12种口味一样，现在更是考验运营方创新商业模式的时机，通过一系列产品设计，把功能提起来，相信更多的赛事还会回来。”
本报北京8月1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