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有无法回避的选择,当超过150万的年轻人走进同一个考场,国考就是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潮流。
昨天(25日),2013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笔试落下帷幕,很快,这些年轻人的命运将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分流。
对报考的个体,人们评价“上进”；对报考的群体,人们表示“担忧”。纠结的目光里满是疑惑:为什么20年前,大批体制内的官员、学者及学成归来的海外留学人员,纷纷投身市场大潮；20年后的今天,却有每年上百万的大学生争相挤入体制内?
其实,国考热作为一扇可以洞察社会运行态势的窗户,透过它,可以看见壁垒,也可以看见桥梁。
“国考热”体现
转型期社会问题
“如果社会保障制度的双轨制不被改变,国考热一定还会持续下去。”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侯风云明显感觉到,基于不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的这种热,亟需改变。
侯风云,这位对就业市场颇有研究的山东省政协委员很理解年轻人的选择。她承认,每当听说有学生考上了公务员,自己也会由衷地高兴,“对比一些进入私企的同学,进入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在现阶段的确是最稳定也是最有保障的工作。”它意味着现实选择的利益最大化。
山东大学硕士陈宽(化名)毕业后进入国内的一家知名市场化媒体工作,月薪万元左右,一度被同学们羡慕。一次与高中同学的偶然聊天却让他倍感受挫。那位毕业于驻济某二本院校的同学,2007年通过省直机关公务员考试进入“体制内”。这一次,这位同学说的是自己的“新烦恼”:“最近老被中介骚扰,我们单位宿舍,40万买的,说现在涨到120多万了,卖不卖?”
“听起来像是很烦,实际已经是在炫耀了。”这让目前尚未买房的陈宽“羡慕嫉妒恨”。自信学识水平与社交能力略胜一筹的他继而意识到,“有些时候,你能够获得多少资源,不完全因为你优秀或者勤奋与否,而在于有没有处于恰当的位置”。
高中的政治课本已经让陈宽懂得,社会资源的分配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这种以体制壁垒来区别的分配态势清晰地告诉他:在一个欠缺公平的环境里,占据有利的竞争位置,往往意味着更大的利益回报。
侯风云对本报记者说,“从表面上看只是公务员招考出现了如此大的热度,背后其实是现阶段社会转型期问题的集中体现。”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总有一天,公务员没有了特权,社会建立的监督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可能很多人就不再追逐国考了。”说这话的房富民1998年大学专科毕业后,从销售组装电脑开始创办了现在的太阳能企业。
那时候,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招聘方式,还大多停留在请高校校方推荐的阶段。尽管此时的国考已经进行了4年,但始终处于不冷不热的状况。
1994年,国家计委等29个部门进行首次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招考,但应者寥寥。官方数据显示,自1994年到2000年,国考报名人数累计只有4万多。在那个年代,另一股潮流在社会上占据了主导:“下海”。
那是受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激励的一代人。大批体制内的官员、学者及学成归来的海外留学人员,纷纷投身市场大潮。
那段历史也被人们普遍视为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崛起的重要时期而备加怀念。
在自己的第一本著述里,“92派”代表人物万通董事长冯仑形容当年的情形为“野蛮生长”:在政策给予的宽阔市场中,他们迅速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创新者和实践者,并以自身的努力拓展着体制外的吸引力。
“这是中国社会很大的进步,机会多了、选择多了、成就多了。”观察者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和成就时发现,改革开放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成功地激活了存在于中国人心底的商业意识和创业热情。
20年后,当冯仑在北京亮马河饭店发表演讲时,他的新感慨已然成为“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宏观经济调整的剧烈影响下,企业没办法专心致力于市场博弈,而不得不更多地困惑于体制内耗。”
这也是经济学家吴敬琏的担忧。同样是在一次演讲中,他公开强调,2004年经济过热发生以后,一些党政机关以宏观调控之名,对市场交易和企业经营进行微观干预,行政审批权力大大强化。
被不断抬高的
创业成本
冯仑们仍然是幸运的,虽然政策的变迁让他们的未来多有挑战,但过去20年的快速成长已足以让他们跻身“成功者”的行列。
“90后”的孙林显然没有这么幸运。这位2012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工作学院的大学生,刚刚踌躇满志地开了一家酒店,就不得不面对道路改造工程的不期而至,为惨淡的营业状况而愁眉苦脸。
在同届毕业的数百名同学中,孙林是自主创业的唯一一个,同学们对他的勇气都很佩服,但资金、政策、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带来的真实甘苦,恐怕也只有孙林一人知晓。
数字分析显示,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基本流向:考取各级公务员进入党政机关的占1%；考入事业单位的占10%；进国有企业的占7%；考研和出国留学的占10%；自主创业的则不到1%。
“这种态势不是哪一级部门,哪一个文件指引的,而是经济社会运行规律的反映。”中科院2012社会蓝皮书中提到,相对于冯仑们20年前相遇的“野蛮生长”空间,新一代创业者面对的是更激烈的竞争与博弈。
济南大学的2005届毕业生王博(化名)一度想与朋友开一家网吧,真正着手投入后才体会到知易行难。由于网吧安全等问题的被重视,单体网吧的审批已经暂停,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只能到二级市场上寻求兑照变更。
单体网吧的证件却早已物以稀为贵,在二级市场上炒出了数十万元的“天价”。与此同时,当年租几间房子买几十台电脑就可以开张的低门槛时代早已成为往事,主管部门要求,营业面积不能小于250平方米,电脑不少于100台。这又意味着至少50万的资金投入。
不仅如此。“即便是营业场所、申请材料全部合格,要想拿到文化、消防、公安、工商、税务等部门的许可证,最快也要三四个月的时间。”高达百万元的预算和复杂的审批过程让王博和他的朋友们望而却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制度研究室主任罗仲伟调研发现,“很多部门之间缺少整体考虑,总是围绕自己的利益制定游戏规则,这无形中会加大创业成本。”
“稳一代”的新使命
2013年度国考开考的时候,恰逢央视黄金时间热播电视连续剧《温州一家人》。在一个创业精神萎缩、就业形势紧张的背景下,这部以回顾温州人30年创业历程为主线的电视剧,被普遍认为是对老一代温商创业激情的呼唤。
温州创业者的故事也让王博想念折戟在温州的一位创业伙伴。亏掉了几年打拼而得的数十万积蓄后,这位再也无力东山再起的伙伴,最终只能听从父母之命,参加了老家县城一事业单位的招考,成为县城里普普通通的一位职员,再也不为生意的起伏而精神紧张。
作为经济富足年代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勤于打拼的父辈们的荫庇下,有条件选择更为稳定的生活。有媒体将他们定位为“稳一代”。新近出炉的《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则显示,仅在2011年一届大学毕业生中,就有十多万人选择“啃老”。
敦煌网创始人兼CEO王树彤向记者讲起一则身边的故事:她的一位朋友,夫妻两人上世纪90年代“下海”开私人诊所,家底厚实。女儿大学毕业进了一家外企,月薪很快从3000元涨到了6000元。刚要干出一番成绩来,妈妈却托关系给她找了一家有编制的事业单位,到手收入只有2000多元。
“女孩每天开着父母给买的跑车去上班,每天贴钱上班,妈妈却对她说,‘赚不赚钱没关系,我只要你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女孩现在已经完全没了当初打拼的劲头,因为她觉得目前的工作挺容易混的。”
这让王树彤感觉到,有些事情必须改变。
实际上,当一些人将《温州一家人》在央视的热播视为呼唤创业精神时,也有人揣测是否暗藏了重振民营经济的信息。
一种共识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依靠民间创业和民营企业快速发展带来的就业和收入增加。
“温州模式”去年受挫以来的社会呼吁强化了这种共识。金融改革试点在温州破题已经被视为是政府与市场互动提速的信号。十八大报告对“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阐述犹在耳边,国务院21日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又传来了高层对政府向市场和社会放权的强调。
一个新时代已然开始走来。作为时代的参与者,这一代的年轻人也必然是时代进步的实际推动者。
正如侯风云强调的,体制内同样需要优秀的年轻人。虽然国考热的态势亟待扭转,但也未尝不可保留一种期待,“因为他们肩负的责任,不仅是要切好‘蛋糕’,更要通过制度设计来培育‘蛋糕’”。这固然需要60后、70后做出更好的榜样与帮助,更重要的是,这些80后、90后的年轻知识精英应有自己的坚定与清醒。本报记者 石念军 实习生 乔旋
(责任编辑：李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