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市残疾人联合会的一项统计显示，2014年底，全市持二代《残疾人证》的精神残疾人(精神病患者)数在13600人左右。但实际的精神病患者，不止这些，很多散居在各地的精神病患者，并没有登记在册。根据相关部门的估计，全市重性精神病患者达10万人左右。
精神病人是一群特殊的群体，因精神病发作，而对社会造成危害的病例屡见不鲜。而对于精神病患者来说，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更是苦不堪言，成为家庭不幸。
精神病患者无法得到及时救治，会成为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专家及市民呼吁，救助贫困精神病患者，还需要家庭、社会、政府多方合力，未来政府应该承担兜底责任，为精神病患者提供必要的医疗康复乃至生活照料服务。
治愈率低、费用高精神病患者多成家庭负担
据相关部门的估计，全市重性精神病患者达10万人左右。在这10万人中，还有多数患者有暴力倾向，有些精神病患者甚至出现过杀人等恶性事件。但他们中，能得到及时治疗的人却是少数。
近年来，政府部门也在关注这一群体，精神疾病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患者的大部分费用都能报销，但对于小部分贫困家庭来说，自己承担的那部分医疗费用仍旧拿不出来。
自身因为得病失去劳动能力，而家人却还要为治病花钱，精神病患者往往会成为家庭中的一个沉重负担。更让人不安地是，有不少家庭因为贫困等原因，无法给精神病人治疗，只能将患者关在家中。
2012年，本报曾报道《被打11年老母铁链锁病儿》：兰山区李官镇的陈王氏，在被精神失常的儿子折磨了11年后，用铁链将儿子锁了起来，控制在西屋的小床上，并用一组破旧的橱柜隔开，年过七旬的老母亲就隔着橱柜给儿子盛饭。相隔一橱柜，望儿两行泪，精神病患者亲人的无奈，让人倍感心酸。
救助重性精神病人还需要政府挑大头
“精神病人及其家庭救助，需要社会合力，更需要政府挑大头。”临沂大学社会学教授王维义说，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往往需要巨额的费用，一般家庭很难负担长期治疗和监护一个重性精神病人的费用。
王维义说，像恩贤这样的家庭，情况更特殊，恩贤的爸爸患有精神病，几乎丧失劳动能力，靠低保过日子，恩贤父亲的治疗费用以及恩贤上学和生活的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社会公益组织对困难家庭的帮助，只是暂时的。”王维义说，民政、教育、医疗等相关部门，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对其一家给予适当救助，或减免一些费用，这样对于恩贤这类的家庭，可以起到兜底作用，保障其基本生活。
市民张先生26日致电本报说，救助贫困的精神病患者，政府需建立一个康复体系，让重性精神病患者在享受医疗保险补偿的基础上，可再适当获得额外的医疗救助。康复后可以通过日间照料站、康复站等，把精神病患者管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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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残联两种方式救助精神病患者
“临沂市贫困精神病患者康复救助项目，主要对一些住院的少数贫困精神病患者进行资助，根本还得靠医疗保险来解决问题。”临沂市残疾人联合会康复部部长狄焕勇说。
据了解，临沂市贫困精神病患者康复救助项目，每年为140名患者提供一次性住院医疗救助。救助标准为每人每次4000元，住院周期为3个月。
另外一种方式是，为680名贫困精神病患者连续5年提供门诊服药补贴，救助标准为700元/人/年，其中基本检查和服用基本治疗药品的补贴650元，病人筛查、输送及下乡送药交通费、业务培训、“医疗救助卡”印制等补贴50元。
他山之石：
精神康复农场让人有新认识
广东等省市开始出现专门为精神病康复者提供服务的康复农场，“医院——家庭”这种单一的精神康复模式正在突破。
据《广州日报》2010年报道，2005年成立的广州市康宁农场，是国内首家不依托于医院的康复培训基地，是专门为精神康复者在康复过渡期提供生活照顾、生活与劳动技能训练的康复机构。
农场优美的绿化环境、宽敞的活动空间、干净整洁的住宿、多样化的培训内容以及完善的资源配置让众人对精神康复基地有了新的认识。
康宁农场招收对象的条件为，广州市户口，年龄18～45岁，有合法监护人，通过评估具有自我照顾能力、病情相对稳定、本人自愿参加农场康复训练的精神病康复者。
康宁农场的模式也为解决多年来大量精神病人在社会上的康复和出路问题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
据报道，康宁农场为广州市残联直属事业单位，由政府统一拨款，康复者培训津贴从最初的月均50元/人提至月均90元/人。
记者 廖杰 郇恒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