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有事，悄悄地回去，怕喝酒，没敢告诉任何朋友。但县城小，还是被人发现了踪迹，晚上被抓去吃饭，到了场才发现，3位少年时最好的朋友——小军、峰峰、振强都在，一点儿也不尴尬，大家打着哈哈，坦然地坐下，避免不了地推杯换盏，毫无意外地再次喝醉。
早些年间，每逢回乡，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呼朋唤友，像往常那样寻一间馆子买醉。后来聚得渐渐少了，原因无他，就是每次相聚喝酒必醉，自己烦了、厌了，就开始躲，鬼子进村一样，来去皆无声息。真是怕了喝酒，可家乡的风俗，远方的人回来了，不喝醉就不足以证实感情还在，这个压力太大，而我为了证实自己没变，依然是当年那个热血的人，常大杯大杯地把酒干掉，哪怕第二天醉得一塌糊涂。
有一个和少年朋友联络顿失的分水岭。振强有一年春节过后，喝醉了酒在澡堂子里洗澡，遇见有人跟他说，看到我回家过年了。当即他就操起电话打过来质问，“你怎么回事？回来了也不说一声？混好了想不起我们这帮兄弟了是吧？”当时我在北京家里的阳台上，忘了为着一个什么事闹心，在电话里翻了脸，“现在烦着呢，等你醒了酒再给我打电话！”
这个电话，一等就是5年。5年当中，振强的电话没再打来，我知道伤着他的心了。我的心态是，既遗憾，又失落，当然也有那么一点点坦然。电话，不打也就不打了吧。人，不见也就不见了吧。都已人到中年，都在各自的生活轨道上打转，有多少朋友，就是这么失散了的。想虽这么想，但内心深处，总还是为当年自己不好的态度而内疚，毕竟，振强的本意更多是关心。
这次又见到，我上前拥抱了振强，小军和峰峰都不知道我和振强的这点小嫌隙，都嚷嚷着“求抱抱”，气氛很活跃，我俩都没说那个电话，仿佛那件事情不存在一样。这就是年龄的好处，能看得见眼前的欢聚，能忘得了过去的不愉快。
聊点什么呢。无非是过去说了许多遍的故事，我们几个人举着一瓶女士香槟，兜里揣着一包劣质香烟，点燃了3根插在旷野里的泥土上，一人一口香槟算是拜了把兄弟，相约“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他们几个知道我喜欢看书，口袋里有了零钱，陪我一起逛书店时，每次都用“公共基金”给我买一本书，他们从来不买，只愿意把钱花在喝酒、看电影、打台球上。
峰峰说起，邻家的大姐有一次找到他，说想要我一本书。我想起来，少年时有一段时光，是在她家里混过去的。那时候她大约是文学青年，家里有许多流行杂志，每逢新一期的杂志买来后，我都会去她那里看，现在回忆起来的场景是：在下午温暖的光线中，我和她各自捧读着一本杂志，沉浸在各自的世界里，用一个词来形容，“岁月静好”。她出嫁的时候，还心酸了几天，只恨自己年纪小。我的书，不敢送她，只怕她觉得写得不好。
小军从小就是土豪，家里有钱，每次吃饭都是他埋单，现在依然有抢埋单的习惯，只是他做的职业让人有点担忧，民间信用担保，搞好了能赚钱，搞不好赔得倾家荡产。不过小军踏入社会后，每个职业都带点刀尖上舔血的意思，这么多年能囫囵活下来，看样子是能够做到常在河边走争取不湿鞋的。
峰峰一直在街道工作，和他的性格一样，稳定到毫无悬念。从小是混混的振强，真正做到了洗心革面，经过部队的洗礼后，复原回来成了一名派出所民警。他们问我做什么？我笑了笑说，失业。
在他们看来，写作不算个职业，我的专栏作家的身份，也不是个能养家糊口的活儿。“感觉不好混了就回来”，每次见面，我的少年朋友都这么说，我也总是回答说“好”，也预感到了回乡生活是什么样子，和老朋友喝喝酒，去其中一个人的家打打牌，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下顿饭吃什么，啥也不用多想，每天开心就好。可为什么就不能下定决心回去呢？我的少年朋友不能给我答案，我自己也给不出答案。也许还需要时间。
第二天走的时候，拒绝少年朋友要开车相送，一个人打了车去火车站，在新建的微信群里说了声“保重，再会”，居然没一个人回复我——这哥几个，还不适应在微信群里流行的感情交流。想想此刻他们要么在宿醉中酣睡，要么不知道在街头哪个地方晃荡，嘴角忍不住微笑，内心一声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