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捷生生平 1935年11月1日，贺捷生出生在湖南桑植县的一户农民家里。她的母亲红军女战士蹇先任此刻却全然没有喜色，部队就要北上，她无法预测她将带着这个刚刚出世的婴儿爬多高的雪山，趟多深的草潭。此刻贺龙正率红二方面军突破敌人140个团的围追堵截，接连取得龙家寨、十万坪、忠堡、板栗园等战役的重大胜利，击毙敌师长谢彬、俘虏敌师长张忠汉，捷报频传，军心大振。拿到从后方拍来的电报得知新添小女，贺龙乐得合不拢嘴。“快，你给起了名字，你是红军中的文化人!”贺龙将电报递给了萧克。这位后来成了他连襟的萧克说：“既然是打胜仗时生的，就叫‘捷生’吧。”
同年11月19日，红二方面军从湖南桑植县的刘家坪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出生不到20天的贺捷生，成为这支出征大军中最小的成员。到陕北时，1岁的小捷生又黄又瘦，佝偻着小小的身子，像只蜷缩的猫。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主席的林伯渠，花钱买了一只奶羊送给蹇先任，才使母女二人的脸上，逐渐有了点血色。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父亲贺龙任八路军第一二Ο师师长，战事繁忙，同时，母亲蹇先任受组织委派去苏联红军大学学习。贺龙几经考虑，决定将小捷生送回湖南老家桑植，托付给南昌起义时的两位部下秦光远、瞿玉屏，并再三叮嘱：“乱世岁月，祸福难料，如遇不测，捷生可以改姓，但千万不能更名。”
湘西的山区，贫穷而潮湿，再加上逃荒避难，使捷生的童年渗透了苦寒。先天就不足的小捷生，后天又得不到良好的调养，她小小的身体，总也发育不起来。1950年，贺龙和蹇先任才把她从湘西找回来，当将她带到一直关心她命运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面前时，捷生已是一个患有严重关节炎、瘸着双腿的15岁少女了。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青海民族学院教书，在那里工作了5年。
贺捷生为邹韬奋、张大千等十几位文化界名人的传志、专著、文化史料做了大量工作，又以《击毙“ 二王”的报告》、《呵！五角大楼》、《共青畅想曲》、《残月》、《柳浪闻莺》、《祝您 一路平安》等散文、报告文学、影视剧本享誉文坛。80年代初，贺捷生调到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报》任编辑、记者。她身体力行，广开调查研究之路，曾拖着单薄的身子，纵横两万里，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探访。她接连在新闻媒体上发出报道，一时引起新闻界的轰动。她的报道，多以讴歌党的光辉形象、渲染社会的新人新事为主题。她主张，新闻是党和国家的 宣传窗口，颂扬光明，展现希望，激时代风雷，做社会前进的推动者是记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那些岁月里，为鼓舞人们振兴中华的斗志和增强民族自信心，她谱写了一曲曲感人的战歌。
1997年，贺捷生退休后，她便忙于文学创作，她既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还是北京市政协委员。除了一些必要的社会活动，她把所有的时间全部投入到写作上。在她的案头，摆着一台半新的微机，连着一支能自动识别的光笔。虽已年过六旬，可她仍如年轻人一样孜孜好学，她的文稿都是直接在电脑上完成的。
贺捷生撰文怀念父亲贺龙 人民日报刊登
父辈的忠诚
父亲贺龙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部书，一部博大精深的书。从我懂事那天起，我就用心灵去读他，用我沿着他的足迹孜孜不倦的跋涉和寻找去读他。而在我用几十年生命读懂的几个篇章里，南昌起义前后投向党的怀抱，是他写下的最激动人心的一章、最耐人寻味的一章。如果给这个章节取个题目，我想，非“忠诚”二字莫属。
在人们的印象中，留着两撇小胡子的父亲身材伟岸，手里总是握着一只大烟斗，动如虎，静如松，是个无所畏惧又敢于担当的人。他生于民风强悍的湘西，长于军阀混战的乱世，一旦给他一个机会或一片天地，他便会像苍鹰那般翱翔，像矫龙那般翻飞，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我查过民国时期的史料，1916年2月，当他带领不甘为奴的弟兄们端了芭茅溪盐局，在故乡湘西桑植建立第一支农民革命武装时，三湘震惊，朝野惶恐。当时的湖南省长曾继吾后来在《湖南各县风俗调查笔记》中写道：“桑植地处偏僻，昔年风俗淳朴，民性耿直，自民五（1916年）军兴，匪风颇炽。贺龙以贩夫走卒，揭竿作乱，不数年荣绾军符，总领数千，身跻显要，名震乡帮……”
父亲出身贫苦，13岁就出外赶马谋生，养家糊口。曾继吾说他是“贩夫走卒，揭竿作乱”，虽然口吻轻蔑，但与事实大体相符。问题是，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正是“贩夫走卒”这样的劳动人民才会被逼得走投无路，揭竿而起。至于曾继吾说父亲“不数年荣绾军符，总领数千，身跻显要，名震乡帮”，我倒要感谢他如实道来，为历史记录下了父亲在那个远去的年代，曾怎样的叱咤风云。
父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在南昌起义前的十几年，他追随孙中山，自告奋勇地站在讨袁护国和护法的旗帜下，东征西讨，屡建奇功。他几起几落拉起的人马，也在一次次成功与失败的磨砺中发展壮大。但是，穿着那身挂着乱七八糟零碎的旧式军服，他却心生烦忧，对狗咬狗般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深恶痛绝，尤其不忍看到生灵涂炭，流离失所的老百姓啼饥号寒。上世纪20年代初，四川南北两军形成对峙，父亲奉命率领一团人马入川作战。三年乱仗打下来，父亲虽从团长升任师长，却对用旧武装治理中国的做法产生了怀疑。许多年后，他用一生也没有改掉的湘西口音叹道：“我们在四川打了三年，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四川老百姓。中国地方这么大，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可是困难哪，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哪个能够收拾？我们这几千人又能怎么样？我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
几十年后我读到这段话，深感父亲当时的内心有多么凄苦悲凉。因为这次公开发表的言论，既透露了他对旧中国积重难返的无奈，又流露出对中国未来的茫然。他看到了要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必须打倒军阀和官僚，又苦于身单力薄，改变不了中国的现状。那种进退维谷的窘境，就像在黑夜中踯躅，在荆棘丛中盘桓。
1925—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先是依靠有许多共产党人的黄埔师生喋血东征，荡平了陈炯明叛匪；接着成立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开始北伐。父亲驻扎在贵州铜仁的队伍被编入国民革命军，这使他渐渐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那个在曙光中第一次出现在父亲眼前的人，是共产党人周逸群。他是以北伐宣传队的名义进驻父亲那支队伍的。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周逸群认定我父亲是个可以为共产党所用的国民革命军将领，一见面就自报家门说，我是“红脑壳壳”，我带来的30名宣传队员都是“红脑壳壳”。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父亲也有心接触共产党，他想看看传说中的共产党到底比国民党有何高明之处。因此他对周逸群说，红脑壳壳好嘛，可惜你们共产党不兴结拜，不然我现在就想和你这样的共产党员写兰谱。周逸群说，兰谱还不就是一张纸？只要我们的奋斗目标一致，兰谱算个什么？
有了周逸群这个共产党朋友指点迷津，出谋划策，父亲在北伐路上精神焕发。他指挥的部队势如破竹，一路高歌猛进，直到攻克武昌，把革命的烈火顺势烧向中原。当父亲的队伍先后在中原要地许昌和郑州大败奉军，率先占领河南省会开封时，武汉国民政府发来通电嘉奖，称“诸将士忠勇用命，冲锋陷阵，建此奇功，弥深庆慰。”并决定将父亲领导的独立第15师扩编为军，授予国民革命军暂编第20军番号；父亲升任第20军军长，周逸群升任军政治部主任。这也就是说，正在“赤化”的父亲和他那支队伍，开始变得举足轻重起来。但好景不长，父亲突然接到撤出中原、回师武汉的命令，没多久又奉命向江西九江方向移动。
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当父亲的部队在北伐路上摧枯拉朽，乘胜进军时，突然荣光备至，又突然从北方调到南方，这背后隐藏着一只只黑手。说到底，无论蒋介石还是汪精卫，都想把父亲和他的这支队伍招致麾下。不过共产党已先行一步，此刻不仅周逸群成了父亲的左膀右臂，而且通过周逸群，在他队伍里已吸纳大量的共产党人，正在筹建以共产党员为主的新编第三师，让周逸群当师长。
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就在这时进入了倒计时。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因为在这一年，也即1927年，蒋介石率先在上海发动了“4·12”事变，继而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了“7·15”事变，国共两党从此分裂。在突起的狂风暴雨中，无数的共产党人被通缉、被逮捕、被囚禁、被屠杀，革命转眼被浸泡在血泊中。但在这年的8月1日，作为国民革命军军长的我父亲，却站在了南昌江西大旅社的台阶上，一手举着他那支银光闪闪的勃朗宁小手枪，一手掐着秒表，庄严地下达了南昌起义的命令。
要知道，那时候父亲还不是共产党员。他之所以被推举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和共产党策动南昌起义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肩并肩站在一起，除了他这支部队成了南昌起义的主力之外，还在于他作为国民党的一军之长，在共产党人最危险、历史天空最黑暗的时候，主动选择并跟定共产党。而且，他是那样的义无反顾，那样的急不可待，就像在用一生等待这一天。
父亲于是有了这段被共产党信任和重用、被人民拥戴、被后人击节赞叹的光荣历史。史家盛赞他从此抛弃高官厚禄、富贵荣华，跟着共产党“大路不走走小路，皮靴不穿穿草鞋”。
最近有朋友去南昌拜访“八一”起义纪念馆，回来告诉我，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至今保存着父亲当年的入党登记表。这是父亲经历起义中的激烈战斗、起义后的仓促撤离，在南下瑞金途中填写的。那时起义部队已损失过半，而反动军队正像疯狂的狼群那样扑上来，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和残酷。在且战且退的一路上，父亲反复对周恩来说：让我入党吧！我把一切都交给共产党了，党叫我怎么办就怎么办！
这天，部队驻在群山丛中的一座破旧的学校里，周恩来把发展父亲入党的任务交给谭平山和周逸群。这当然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尽管是非常时期。谭平山和周逸群对像学生那样虔诚地坐在一条板凳上的父亲说：贺龙同志，此刻我们代表党向你问话，你必须如实回答，不得隐瞒。请问你的动产、不动产、现金等，还剩多少？
父亲淡然一笑，摊开双手说：我什么都没有了。
谭平山和周逸群又问：那么你的社会关系呢？你在工农军政各界有什么社会关系？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怎样呢？
父亲说：以前的社会关系，参加革命后都不来往了。
或许还问了很多，但那份党员登记表只记录了这些。
我不知道经历了那么漫长的年代，那么多战火，又是在那么严酷的行军途中，父亲这份入党登记表为什么还能保留下来。但我知道父亲上不愧天，下不愧地，是个对共产党绝对忠诚的人。当他把脚迈进中国共产党的大门，便开始与党患难与共，不离不散。（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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