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廖丹一直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最后的判决。为了让患尿毒症的妻子能完成每周两次的透析，廖丹私刻医院公章，伪造收费单，4年间逃过了17.2万多元的治疗费用。2011年，廖丹夫妇的行为被所就诊的北京医院发现并举报。
7月11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廖丹私刻公章一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廖丹的刑事责任。
7月11日开庭后回来，廖丹常在房间角落里闷头抽烟。法院问是否能退赔医疗费用，现在廖丹正在琢磨着怎么能把现在住的这套50多平方米的小产权房卖掉。街坊邻里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他真是没招儿了，但凡有办法，都不会私刻公章。
廖丹一案在网络上引起热议，被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难道患尿毒症的妻子没有吗，这样的困难群体，他们的看病难问题如何解决？
突如其来的尿毒症
生病前，杜金领在北京一家美容院做美体师，每个月两三千元的工资是一家三口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认识杜金领的人都说她干起活来不要命。丈夫廖丹下岗后一直没有固定工作，主要在家里料理家务、照看孩子。
2007年上半年，杜金领发现脸部经常浮肿，吃东西常呕吐，还常有尿频的症状，再严重些时，会腿酸得迈不开步。杜金领一直以为是工作太累了，歇会儿就能好。直到一次在工作时晕厥过去才到医院就诊。最后被诊断为尿毒症，医生说必须换肾。
换肾要几十万元，还不一定有肾源，对这个家庭来说比登天还难，惟一的治疗方法就是透析。可透析很快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2007年刚住院时，半个月的住院费、手术费和透析费一下就花费3万多元，而家里只有两万多元的积蓄。从那时开始，廖丹便东拼西凑找“救命钱”。
杜金领经常半夜发病，“喘不过气来，就像游泳呛了水一样”。救护车时常造访，街坊邻里逐渐知道了这对患难夫妻的经历。叫一次救护车要花费300元，廖丹经常把车叫来了，却没钱付费。急、恨、难受，刀绞般的感觉时常折磨着廖丹。
有一次，杜金领半夜发病，廖丹敲开了邻居李大姐的门：眼泪瞬间滚下，没有过多交流，李大姐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廖丹平时少言寡语，因为好面子，很少开口求人，这位被廖丹称为“大姐”的李女士说，他开口，一定是自己遇到了扛不过去的事。
一周两三次透析，每次透析420元，一个月要近4000元的治疗费。当医生问起夫妇二人是否有医保时，廖丹和杜金领才发现，在他们之前的生活中，一直没有“医保”的概念。
办医保的两难境地
廖丹开始四处打听如何能为妻子办医保。今年41岁的廖丹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39岁的杜金领的户口在河北农村。按照北京夫妻之间投靠入户的规定是：结婚满10年、申请人年满45周岁才能办理。也就是说，杜金领目前还办不了北京户口。没有北京户口也就办不了北京的医保。
杜金领20多岁就来北京闯荡：卖过盒饭、在工厂做过工，后来又做到美容院做美体师，但这些单位的老板从未给杜金领上过医疗保险。没有北京市户口、没有固定单位，大病袭来，诸多不幸叠加压在杜金领身上。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医疗保险处的工作人员介绍，没有北京户口，但在北京工作的人士可以申请办理北京城镇职工医保，同时也享受大病医保的政策，但杜金领这种非北京籍无工作的情况，应该回户口所在地办理医保。
办不了北京城镇居民的医保，杜金领也没有回户口所在地——河北易县办理新农合医保。县城医院能不能做肾透析还不好说，若做不了需要转院还要办理一堆手续，最重要的是儿子现在北京上学，这些阻碍，让廖丹不敢再去想带妻子回河北治疗的事。
尽管在北京有家有口，有工作，但对杜金领来说，她的身份就是一名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不管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还是新农合，对她这样身份的人来说都不合适。
因为忙碌和压力，廖丹也开始疾病缠身，糖尿病、胸积水和肺结核，却一直没正经吃过药。去年，廖丹才听说自己也可以办理北京医保。但申请快一年了，也没办下来。
廖丹一家三口除享受每月1700多元的低保金以外，杜金领还享受一项针对于低保户和困难户的医疗救助，救助比例为60%，每一年报销封顶金额为3万元。朝阳区六里屯街道民政科一位姓张的工作人员介绍说，2011年年末，北京市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乡特困人员重大疾病医疗救助有关问题的通知》，救助比例由60%提高到70%，全年累计救助总额由3万元提高到8万元。如果杜金领的肾病属于终末期，报销金额全年累计超过3万元，便可以申请更高一级的救助。
但廖丹每月从街道民政科拿回各类补贴的账目明细时，却并不清楚现在妻子医疗救助比例是多少，只是听说今年比以前比例高了，“哪有空想这些，拿回钱来就得赶紧透析、救命。3月交到街道的报销单，到现在还没给报，就说等电话通知。”
伪造收费单 逃费17万多
一直挣扎在贫困和疾病中，身心俱疲的夫妻二人，都曾动过死的念头，但为了儿子，“咬牙坚持”成了夫妻俩之间不言的默契。 15年前的结婚照，被装裱后一直放在杜金领的床头，当时杜金领体重106斤，朋友还夸过她长了个福相。现在体重只有70多斤的杜金领，39岁的年纪看上去像50多岁的模样。“我能怎么办，还能干等着她死”，一谈到钱，廖丹会低下头。
2009年年末，廖丹发现，每次给妻子交费时，医护人员并不太注意收费单上的印章。“遍地都是刻章的广告”，在街坊眼里“人特别踏实”的廖丹，决定赌一次。第一次把收费单递给医生时“心里特别紧张”，廖丹说若是第一次被发现也就不会有接续的事情了。但廖丹的第一次逃单顺利得逞，这一逃就是4年。其间，医院收费处换过章，从圆形到椭圆形，隔三差五地要观察印章的变化，医院换，廖丹也跟着换。杜金领纳闷哪来的治病钱，每次一多问，廖丹都会犯急脾气，说自有办法。
今年年初，政府对特困人员救助报销费的比例提高了，廖丹决定停止逃费，开始正常交款。这一重新交费，反而露出了马脚，廖丹双手搓了搓脸：我想早点还上这些钱，要是我去坐牢，谁照顾母子俩。
今年2月21日，廖丹被刑事拘留。那时，杜金领才知道丈夫为给自己治病，私刻公章骗取医疗费用。
(王培莲)
(责任编辑：周传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