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一九四二》的大队人马跟着冯小刚导演连轴转地在各地跑影院。出于身体的考虑,剧组没让李雪健跟着跑宣传,仅仅请他在首映发布会上亮了个相。可惜的是,现场除了被问到一个极其不靠谱的问题,李雪健没有发言的机会。
原以为专访李雪健的要求会被婉拒,没想到他却欣然应允,“这也是做演员的职责嘛。”采访约在他家附近的茶室,记者赶到时,他正在和另一位媒体同行道别。大概是刚才采访时有个词儿没想起来,李雪健不好意思地说:“我这记性呀,回去以后一定要确认一下,然后发短信告诉你。”
听见他有些沙哑的嗓音,记者建议他歇会再聊,没想到他的兴致却很高,直说“没事儿没事儿,我身体还成。”
“其实您大可以好好养着,享受享受生活,干吗还这么玩命儿地拍戏呀。”李雪健的表演功力有口皆碑,记者不明白他还要证明些什么。
“享受生活、享受幸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我能演戏,能进行我最爱的事业,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最大的享受。”58岁的李雪健最不愿听别人提“退休”这两个字,“我还想在有生之年、能力之内,多演几个观众喜爱、认可的角色。”
12年前接到《一九四二》剧本
“当时我没说生病的事儿”
《一九四二》被称为冯小刚的圆梦之作,其实,这部戏也是冯导和李雪健的“十年之约”。
早在2000年,冯小刚就把《一九四二》剧本送到李雪健手里,当然就想让他演河南省主席李培基这个角色。看完剧本,李雪健兴奋地给冯小刚回了个电话,“我不知道我当时说得夸不夸张,我说‘这可是个巨片啊’。”另一句话却被李雪健咽了回去,其实当时他已经查出患上了鼻咽癌,只是还没对外公布,“他(冯小刚)不知道我病了,我也没说我这事儿。我想,拍摄还有一段时间,没准儿我就好了。”
李雪健这个“小心机”还真耍对了,“后来剧本没批下来,嘿,要真拍我还拍不了了。”2004年,李雪健病愈,那时他已经可以拍戏了,“他又给了我一个剧本,那时候我的状态也像灾民了,后头还是没拍成。”
“这次是第三次了。”李雪健完全没想到过了十年,冯小刚居然还在坚持这件事儿,李培基这个角色也一直为他留着,“可能这就是一种缘分,这也让我认识到了小刚导演对于艺术的执著。他觉得这个角色非我来演,他没有放弃。”十年时间,李雪健感觉《一九四二》的剧本真正从故事变成了史诗,“越来越走向一种大气磅礴,里头的含义更深沉了。”
第一次和冯小刚合作
“让他认可我不满足”
上世纪90年代,李雪健和冯小刚曾经有过一次形式上的合作,“那部剧叫《梦开始的地方》,他是帮着策划,导演是他哥们儿叶京,我演一个老军人。后头还有两次机会都错过了。”
《一九四二》是真正意义上的头一次合作,李雪健说自己的心态是,“让他认可我不满足。”李雪健觉得光是让导演认可还是太平淡了,辜负了他对自己的信赖,“因为这个角色戏虽然不多,但在他心中有个十年之约,说明他对我的信任。反正光认可不行,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就是努力再努力。”
其实,李培基这个角色在剧本中并不出彩儿,既没有张国立演的老东家命运坎坷,也不如陈道明演的蒋委员长重任在肩,但是经过李雪健的诠释,这个人物复杂的心态却能让观众感同身受。
虽然戏不算多,但李雪健还是做了充分的准备。“李培基基本上属于当时那个年代国民党政府里一个清官的代表。1942年时,对抗侵略是主流,大部分中国人还是有民族情结的,李培基也是。他既为民,又无奈,面对腐败的政府,最后辞职了。”虽然剧本写的是1942年的历史,但李雪健甚至研究了
李培基的一生,“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政协全国文史研究委员会当委员,写过关于辛亥革命的书,去世时83岁。从他一生的经历,你就能知道他骨子里的东西没变,还是流淌着民族的血液。只不过他的成长经历和传统教育对他有所影响,比如明知道这是腐败政府,却没有离开,这里面有没有狭隘的忠的一面?”
谁都知道冯小刚是个强势导演,脾气火爆得不得了,李雪健说自己以前确实没和这样的导演合作过。但是,他始终认为电影是导演艺术,如果自己有些地方不符合导演的要求,那只能从自身找原因。“我每场戏至少准备了三个方案,这个方案他不认可,我还有第二个,和第一个有很大的反差,顺着不行我逆着来。”
这样认真的老戏骨,让“小钢炮”也哑了火。冯导在接受采访时对李雪健“分粮食”那场戏念念不忘,“那场戏有大段的台词,我还有点担心,所以让演员先走走戏,没想到全都很投入,一遍就过了,尤其是雪健老师,看他气得直哆嗦,我都分不清他是真生气还是在演戏。”回忆起这场戏,李雪健也很兴奋,“角色和演员化为一体,这就是艺术。你说真生气么?真生气!是在演戏么?那是准备好的。”
“稳、准、贴切。”难怪冯小刚用这四个字来概括李雪健的表现,“对整个《一九四二》这部戏来说,如果有几根柱子的话,雪健这根柱子是结结实实的。”
回顾苦难是为了反思
“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活着”
“过去那么多年了,那么糟心的事你要写出来,图个啥?”这是《一九四二》最后的一句画外音。
和电影中大多数主创不同,李雪健对这段“糟心”的历史并不陌生,“我出生的地方和延津是紧挨着的,那块地儿一下雨就涝,一不下雨就旱,蚂蚱一来你都看不见太阳,黄黄的像风暴一样。新中国成立后当时老师就给我们讲过1942年那场灾。那场灾是无望的,没有外界帮助,全国性地被侵略,战争对我们民族的伤害太大。”
“这部片子让我想到四个字——忆苦思甜,现在可能不讲这个了,我们那时候都说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李雪健觉得《一九四二》的意义正在于此,“看看70年前,再看看今天,就会有比较和反思,就知道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活着。”
李雪健历经坎坷,十年前的那场大病就是他难以忘记的苦难,“我不愿意自寻苦难,但苦难来了也不愿意回避,我不会好了伤疤忘了疼。现在我的病好了,医生给我摘帽了。但我不会忘记,没有亲人、社会、观众给我的爱,我就没有今天。有了今天,我应该倍加珍惜。怎么样代表你珍惜了?除了保重身体,还要在我有生之年、能力之内,多演几个观众喜爱、认可的角色。”
现在,李雪健给自己制定了“一年一部大戏、一部小戏”的目标,他的接戏标准近乎严苛,“要保证每一部戏的成功,每一个角色的成功。艺术作品的质量,在我心目中分量很重,不是数量。”
念念不忘《杨善洲》
“有个问号我始终没想通”
去年李雪健在云南拍摄电影《杨善洲》时,记者曾前往探班,因此我们的话题不知不觉又聊到了这部电影上。
李雪健对《杨善洲》公映的日子记得特别清楚:“7月19日全国公映,我到云南参加首映式,反响特别好。晚上给我爱人打电话,想听听北京的反馈,我爱人告诉我,北京有家影院8个影厅,这一天只有一场,还是在中午12点,观众只有两个,其中一个是我爱人。我听完一宿没睡着。”
睡不着的李雪健想到了20年前的《焦裕禄》,“拍完《焦裕禄》,我受到的欢迎不亚于美国总统大选的气氛,那是观众把对焦裕禄的感情寄托在演员身上了。20年后,我演杨善洲,他和焦裕禄是同辈人,只不过一个在内地,一个在边疆,一个是上世纪60年代,一个是眼面前儿,他也是非常伟大的人物。我没想到,同样的人物,为什么20年后没人看?”
“回北京以后过了两天,城里有个影院在晚上7点多排了一场,两个观众变成三个观众了,其中一个是我儿子。”李雪健苦笑着说,“又过了几天,接到一个哥们儿的信息,他的孩子在他的动员下去看了,流泪了,我回信息:我听到这个消息,我流泪了。”
与《杨善洲》同期上映的是美国大片《变形金刚》,当天全国票房就过亿了,李雪健有点不服气,还特意去影院看了场《变形金刚》:“我怀疑我是不是太小心眼了?这不过是一部美国先进武器的广告片。”
是观众的口味变了?还是这个时代变了?又或许是剧本还不够精雕细琢?一年多过去了,李雪健心里这个问号始终没有解开。让他“耿耿于怀”的并不是自己演的戏不够受欢迎,而是杨善洲这样的好人,他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至少我已经是他的粉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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