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贫困县官员葬父 花费40万宴请宾客五天(5)

中国网 作者：朱四倍

       1月3日，深圳公安局机场分局刘副局长正嫁女，摆下110桌酒席庆祝。副局长接受采访时表示，宾客八成是村里亲友，自己也有苦衷望记者体谅。此前，廉江市公安副局长陈锡照为庆祝乔迁，在宴请千余宾客，遭广东省有关部门严查。（《南方都市报》1月4日）

　　深圳公安局机场分局刘副局长的话语充满了“苦衷”，在“八成宾客是村民旧友，情面难却”的前提下，希望记者理解，从新闻来看，记者似乎“理解了”，但是，公众理解了吗？关于官员宴席规定的政策制定者能理解吗？更直接的问题是公众能接受官员的“苦衷”解释吗？

　　事实上，官员话语之下的“苦衷”是以“人情世故”为前提的，是以“人情社会”的行事逻辑为基础的，离开了这样的逻辑，所谓的苦衷就不是“苦衷”，甚至成了“遮羞布”。那么，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官员的苦衷能成为消解各种政策规制的“法宝”和“筹码”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任由官员“苦衷”式话语的蔓延，在笔者看来，从中央到地方就不可能出台《关于严禁党员干部利用婚丧喜庆大操大办借机敛财的紧急通知》之类的规定，更不可能细化到了“领导干部如办理婚丧喜庆宴请事宜，允许在至亲好友范围内，规模在10桌（含10桌，或100人）以内，特殊情况经批准可适当增加宴请人数，但最多不得超过15桌（或150人）”的程度，当然，也不可能做到年年重申。也就是说，种种政策的出台恰恰针对的就是人情社会的行事逻辑。从中不难看出，深圳公安局机场分局刘副局长的“苦衷”话语没有现实的正当性，也可以说是所谓的“苦衷”成了规避政策的说辞。(责任编辑：周传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