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贫困县官员葬父 花费40万宴请宾客五天(6)

　　深圳公安局机场分局刘副局长的“苦衷”话语，就笔者的看法，恰恰是治理“干部摆宴”政策效果弱化的折射。当前，各方对“干部摆宴”治理决心不可谓不大，措施不能不说越来越缜密，但是，我们面对的事实是违规者屡屡出现，并且对有些违规者的处理是不了了之，这在无形中助长了歪风邪气和降低了治理效果。诸如“卫生院副院长为儿摆升学宴遭行政警告”、“云南贫困县公安局政委嫁女摆宴500桌被撤职”、“河北晋州国税局长机关摆婚宴办公区无人上班”之类的新闻告诉我们，这依旧是个难题。而“公安分局副局长嫁女 宴开110桌”同样证明了这个事实。

　　从根本上说，深圳公安局机场分局刘副局长的“苦衷”话语不是一个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做到监督的常态化和公开化。也只有如此，才能消除“苦衷说”。首先要明确的是对权力的监督应公开化和常态化；其次，要认识到，任何政策治理效果的显现，不在于政策出台的频率和纸面的严肃程度，而在于能否落地；最后，要把监督的权力真正归于公众，而不是陷入公权“自己监督自己、自己惩罚自己”或者“左手监督右手”的陷阱。要明白，政策治理效果的弱化往往就是有“左手监督右手”和不给公众以监督的权力造成的。

　　本则新闻中，刘副局长坦承，“想到这个事(被媒体曝光)可能会发生”，告诉我们，所谓的政策和规定，在一些官员眼中，无非是纸面的“花瓶”，也正是这种心理的存在，才给了“苦衷”说生存的土壤和空间。“规定”不敌“人情”的“苦衷”是对制度的反讽，也是官员对制度和政策缺少敬畏的表现。因此，谁来面对“规定”不敌“人情”的“苦衷”就成为社会共同的课题。(责任编辑：周传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