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社催欠貸豈能暴力代替法律

 

王成喜/畫

　　《法制周報》記者在湖南省懷化市漵浦縣採訪獲悉:僅5月份,漵浦縣低庄鎮的舒富海、武思其,均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暴力催債”。兩人均稱,來催債的是聯信公司員工劉小春,“他是勞改釋放人員”,自稱受漵浦信用社委托催債(6月18日《法制周報》)。

　　據記者調查,聯信公司是經過工商注冊的所謂“討債公司”,而我國目前不允許注冊催債、討債之類的公司。那麼,既然信用社權益受損,為何不走光明正大的司法途徑,而選擇與催債公司合作?原因可能有一個:在追債的效率上,司法某種程度上不如手段“靈活”的催債公司。

　　一件案件從立案到審理、再到執行,需要花費漫長時間,一方當事人不服,還要經過上訴、申訴程序。即便是案件勝訴,可能還會遭遇“執行難”問題。有關糾紛當事人往往熬不起這個漫長的過程,等不起“遲到的正義”,於是,民眾覺得“上訴不如上訪”,而信用社則覺得尋求法律幫助不如與催債公司合作。某種意義上而言,信用社與催債公司合作的選擇,或是對法律的不信任。

　　但是,這並不是意味著可以雇凶“暴力催債”,一方面,將客戶信息透露給催債公司第三方,涉嫌侵犯客戶的隱私權﹔另一方面,“暴力催債”涉嫌侵犯客戶的人身安全權利,涉嫌雙重違法。隻不過,對於習慣傲慢的銀行而言,客戶的權利顯然不是他們首要考慮的,在他們的眼中,自身利益高於一切。這種邏輯,不但在其權益受損的時候表現得不尊重法律、不擇手段,諸多的霸王條款更是說明:客戶權利是可以不屑一顧的。一個靠藐視權利和法律的壟斷行業,又怎麼會相信法律能夠為它主持正義、維系權利呢?

　　在法治社會裡,當客戶與信用社發生存貸業務之時,就產生了法律契約關系。就客戶而言,理應按合同約定時間和方式還貸,否則,信用社就可以對其提起訴訟,追究其違約責任﹔而對信用社而言,就負有依法保護客戶存款安全和隱私不被泄露的責任,更不能用違法手段催債,否則,客戶同樣可以追究其相應違約責任和侵權責任。

　　法治社會,無論銀行還是客戶,無論身處優勢還是弱勢,維權的同時更應該尊重對方的權利。尤其是信用社,如果帶頭不守法律信用,動輒“暴力催債”,侵害客戶的法律權利,民眾又怎麼能相信信用社的“信用”?何以配稱“信用社”?

　　湖北 楊立波 法官